陈铭先生

    2017年的最后一天，我因出版个人文集之事而想到我的中学老师陈铭，准备请他当面指教，但翻遍家里通讯录，都没有找到陈先生的电话，辗转向与先生熟识的一位朋友打听，不料朋友说陈先生单位的通讯录里已没有他的联系方式。那时我就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尽管朋友说会通过熟人再打听，等有了消息立即告诉我，但我心里已经惴惴不安。没过多久，朋友就回电告诉我说陈先生已经在杭州辞世一年多了。这个消息令我震惊，兀自唏嘘不已，感叹人生无常。

    听朋友说先生走的时候很突然，事先并没有什么征兆，他是因心肌梗塞猝然离世的。先生虽然不在了，但我却无法忘记。

    倾诉人：王国安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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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着他学习写作和打乒乓球

    我与陈铭先生相逢于上世纪70年代初。当时，文革还没有结束，作为“一代词宗”夏承焘的研究生，他被下放到我老家所在的乡镇中学——天台屯桥中学，担任我们的语文老师。在偏僻小镇遇上如此学问高深的老师，那真是“先生不幸学生幸”。陈先生不仅教我写作，还教我打乒乓球。我从他那里学习了写作和打乒乓球的基本功，受益匪浅。

    屯桥中学毗邻山区，是天台县的一所普通中学，没有什么像样的校舍和校园环境。1972年秋，学校开始招收高中班，我是首届高中学生，上课的地方是在原礼堂北面的一幢二层楼房。虽然条件简陋，但因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来了一批优秀的教师，陈先生就是其中之一，所以学习的氛围很是浓厚。陈先生上课几乎不用讲稿，出口成章，是大学教师的那种风格，不是一般中学教师的讲课模式。有一年上公开课，许多中学的语文老师都赶来观摩，他讲的《百合花》赢得满堂彩，让听课的老师和学生都开了眼界。陈先生的板书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的粉笔字写得不多，不像其他老师那样完整、有条理，但常常能够画龙点睛，几个关键词一拎，便有提纲挈领的作用。陈先生温文尔雅，字也写得很好，有一种书法的美感。因此，在课堂上听他讲课，看他写字，是一种享受。

    课余，陈先生教学生打乒乓球。我是校乒乓球队的队员，也是陈先生重点培养的对象。那时，读书还是比较轻松的。因为上大学是推荐的，没有高考的压力。我从小爱打乒乓球，但没人指导，打得很不规范，对球的理解也肤浅，陈先生就指导我说，打球和写文章一样，要取法乎上，才会不断进步。比赛时，要做到行乎当所行，止乎当所止。什么时候进攻，什么时候不能攻，都要心中有数。在他的指导下，我的球技有了明显提高。

    陈先生乐观豁达，为人宽和，虽然被“贬”到乡下，但他作为一个学者，没有放弃学术思考和探索。白天，他教我们写作；晚上，他研究学问。在山村寂静的夜晚，他仔细研读《龚自珍全集》，想象这个历史人物的真实面貌，为日后著书立说打基础、做准备。

    十年前的相见竟是最后一面

    文革结束后，我考上大学，陈先生也调回杭州科研机构工作，担任浙江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首任所长、研究员，创建了古代文学学科，培养人才。1997年，我和他人合作出版了一部长篇报告文学后，曾送书到他的杭州寓所。他很高兴，鼓励我多写作，随手回赠我两本书。一本是他的《龚自珍综论》，另一本是他校点的《清八大名家词集》，并题上自己的名字，作为留念。

    记得2008年3月，我到省社科规划办为所在单位申报国家课题，邀请陈先生来附近的莲花宾馆小聚。一起陪同的还有省社科规划办和浙江社会科学杂志社的领导。那天，天气晴朗，惠风和畅，大家聚集一堂，相谈甚欢。席间，陈先生又送我一本书《剑气箫心——龚自珍传》，这是先生研究龚自珍的专著。和11年前一样，他又签上自己的名字。未曾想这竟是我们的最后一面，如今我和先生已是天人永隔。

    他是龚自珍和王国维的“知音”

    翻阅陈先生的这部著作，书中主人公龚自珍的猝死可能是因为心脏病，想不到先生自己也因心脏病而遽然离世，这难道是一种巧合？陈先生1939年生于广州，2017年卒于杭州，在浙江工作50多年。他一生低调谦和，但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他去世后，学界在悼念他为人宽和、不立崖岸、提携后学的道德品格时，也充分肯定了他在古代文学领域取得的重要成就，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的《唐诗美学论稿》等著作，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实，早在1988年，《读书》杂志就发表了卫军英先生的书评，认为《唐诗美学论稿》一书从美学的视角评论唐诗，无论其体系建构抑或论述观点，所表现出来的探索精神，都是唐诗本体研究的“一种突破”；同年，《浙江学刊》也刊载了骆寒超先生的书评，认为《唐诗美学论稿》具有“开拓之功”，“作者对唐一代诗歌展开宏观的考察中，渗透着开放的文学观念和更新的研究方法”。

    当然，先生的学术贡献不止于此，正如他的同事吴蓓研究员（浙江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原所长）所说，除唐诗宋词之外，清词也是陈先生涉猎的领域，他撰有《清词的中兴与衰微》等论文，校点过钱仲联选编的《清八大名家词集》。陈铭先生还是龚自珍和王国维的“知音”与“解人”，写过这两位大才子的传记。

    如今，先生已经驾鹤西去，或许是去找他的“知音”龚自珍和王国维了，而留给我的却是绵绵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