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处】该照片系英国苏格兰摄影家约翰·汤姆逊（John Thomson，1837-1921年）约于1872年在宁波拍摄，1921年由亨利·威尔康爵士（Sir Henry Wellcome）购得，现收藏于伦敦威尔康图书馆（Wellcome Library），编号：18954i。 【内容】宁波的天妃行宫（福建会馆）。

【出处】《额尔金伯爵出使中国和日本纪事（1857、1858、1859年）》 第11章插图 【内容】宁波到镇海段的河流地图。

    田  力

    詹姆斯·布鲁斯，第八代额尔金伯爵及第十二代金卡丁伯爵（James Bruce, 8th earl of Elgin, 12th earl of Kincardine，1811—1863年），也就是中国近代史上所提到的“额尔金”，中文文献中又称为伊利近（“额尔金伯爵”的另译）或卜鲁斯。1857年7月任英国对华全权专使，次年6月迫使清政府签订《中英天津条约》。1859年回国。不久，复任英国对华全权专使，同葛罗复率英法联军来华。1860年10月，额尔金悍然下令火烧圆明园，说是作为英国战俘受虐至死的报复；后又迫使清政府签订《中英北京条约》、割让九龙司地方一区。1862年调任印度总督，次年，死于任上。

    英国作家俄理范（Laurence Oliphant，1829~1888年）曾作为私人秘书陪同额尔金出使中国和日本。1859年，他在伦敦出版了《额尔金伯爵出使中国和日本纪事（1857、1858、1859年）》（Narrative of the Earl of Elgin’s Mission to China and Japan, in the years 1857, '58, '59）一书，该书详细记述了额尔金的在华活动。而到了1872年，英国官员西奥多·沃尔龙德（Theodore Walrond）又将额尔金出使东方期间的书信和日记编辑出版，书名为《第八代额尔金伯爵日记和书信选》（Letters and Journals of James, Eighth Earl of Elgin）。这两本书中都有一些内容是有关宁波的，而且各有侧重，可以交互参阅。

    1858年3月16日，额尔金一行乘船来到镇海，并未急于溯甬江而上前往宁波，而是上岸游览了一番，额尔金等人还在山上的寺庙里“拜佛求签”：

    “在小镇上走了走，该镇四面城墙围绕，又去爬了山，山顶有一座寺庙。从这里远眺四周，景致十分宜人。东、北两面全是星星点点、散落海上的小岛，这就是舟山群岛。西部是一大片平原，那条河就从宁波一路流来，在这片平原上穿过。北面是群山。陪我们游览的是几个中国人，他们对我们这群洋人颇感好奇，这些人品性很好，急于向我们提供各种信息。其中有位很邋遢的小伙子，没留辫子，原来是个和尚。我们在四周转了一会后，进入一座建筑，房间中央有个圣坛，上面是几尊高大的偶像，它们的身上都涂了金。此外，周围的墙上还有一些身形较小的雕像，也都涂了金。我看到几张小纸条，上面写有汉字。有人告诉我，这些小纸条是供占卜用的。我问是怎样的占法。听到我这么问，马上有个中国人从圣坛前拿来一物，像是装火柴用的筒，里面全是像火柴一样的小棒，然后，他双膝跪到一垫子上，开始摇那筒子，一直摇到有小棒掉出来。他捡起那小棒，发现棒上有道刻痕，然后他从那些小纸条中选了一张出来。我发现那纸条上也有类似那刻痕的符号。我们带着那张纸条就走了。我想叫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著名汉学家，因发明用罗马字母拼写中国官话读音的音译系统，即“威妥玛拼音”而著称——译者注）把那纸条上的字翻译出来后寄给你。其他在场的中国人看到这一切颇觉有趣。他们的脸上见不到一丝虔诚信仰宗教的迹象，但很奇怪的是，中国人花在建庙上的钱不可计数。

    威妥玛的老师（帮助其翻译工作的中国人的称谓）告诉威妥玛说，我在大雄宝殿上抽得的那支签是上上签，也就是最幸运的签。中国占卜的方法很复杂，不过根据我的理解，好像诺亚或同时代的其他什么人，在龟背上发现了八种符号。八乘以八，等于六十四，这恰好构成了《易经》之数。好像我那支签是八卦中的第一卦，因此也是最幸运的一卦！”

    3月18日，额尔金抵达宁波城。他对于宁波人的印象真是好极了，说“此城中的人比我到过的任何地方的人都要和蔼可亲”。在当时的西方人中间流行一种观点，认为宁波人与别的地方的居民相比较对西方人态度更好，这是由于宁波在鸦片战争中受到过沉重打击。他们甚至由此而推论出，应该对中国其它地方也采取相应措施，才能收到同样的效果。额尔金却不这么认为，他说：

    “我对这种推论的正确性和可靠性很是怀疑。宁波位于巨大的长江河谷的东南端，居住在这里的人们无论是就天性还是就后来习惯而言，都可以说是地球上最随和之人，一点儿也不会讨厌。他们对外国人那样有礼貌，我认为是天性使然，对外国人滥施暴力的记忆充其量只能说是部分原因。”

    相对于额尔金对宁波人性格的关注，俄理范对于宁波人的市井生活更感兴趣。在他的笔下，宁波的商铺是这样的：

    “宁波的书店配得上这座城市文教兴盛之地的美誉；实际上，这里的各种店铺都比任何别的港口的同类型店铺优越。在那间如同‘福特纳姆和梅森’（Fortnum &Mason’s, 创立于1707年，至今仍然是皇家御用食品供应商——译者注）一样知名的店铺，我们安坐其中，品饮佳茗，时不时抽上一口淡味烟草，同时还有各色美味的蜜饯供应。

    最好的一些店铺都有内店和外店，中间由盖着玻璃的游廊隔开。内店装有货架和柜台（很像英国的柜台），有伙计照料。伙计是一些脸色苍白、样子认真、相貌聪明的人。他们量着一尺一尺的绸缎，都带着与我们国内同行一样所特有的那种讨好态度。

    宁波的木雕和镶嵌工艺闻名于世，绸缎上的刺绣也非常美丽。偶尔也能买到古瓷器，不过这类玩意儿总是可遇不可求。此地出产大量的石雕，但是在福州购买或许会更便宜。”

    俄理范还参观了一座庙宇：

    “这座神殿供奉着妈祖婆（Ma Tsupu），由山东会馆（Shantung guild）这样一个欣欣向荣的商业组织管理维护。它是我在中国见到的最漂亮的建筑。巨大的石柱撑起游廊与屋顶，柱上布满形态不一的雕龙及其它神兽纹饰。墙壁上绘有色彩鲜艳、笔法细腻的故事图案，又嵌入精致的花饰窗格。屋脊边缘突出的飞檐之上，安放着跃鱼立尾、蟠龙张口形象的装饰物。”

    祭祀航海保护神妈祖的庙宇一般被称为“天后宫”或者“天妃宫”，而这座让俄理范赞叹不已的神殿应当就是坐落于江东、号称“辉煌煊赫，为一邑建筑之冠”的庆安会馆（又名“甬东天后宫”）。据清人董沛撰写的《甬东天后宫碑铭》中载，庆安会馆由宁波“北洋商舶”在道光三十年（1850）春斥资修建，至咸丰三年（1853）建成。自清以来，宁波的海运业分“南号”“北号”两大船帮，“北号”经营由定海北上的北洋航运，最初主要是由山东、江苏等地的商人组成。俄理范提到天后宫的管理者是“山东会馆”，其实就是指“北号”。他的这段文字发表于1859年，距庆安会馆建成才过去6年，这也是目前所见最早关于庆安会馆的西文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