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国樑

1956年进京演出《十五贯》的演员合影。

朱国樑在《十五贯》中的扮相。

    1956年5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从“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说起》。社论中提到的“一出戏”是《十五贯》，“一个剧种”是昆剧。

    2001年5月1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昆曲列入“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昆剧的复兴，离不开一个人。这个人叫朱国樑，他是阿拉宁波镇海人。今年是他诞辰115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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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与张凤云合作创立“国风社”

    他扮演的《十五贯》人物

    梅兰芳、田汉、汪曾祺都大加赞赏

    从艺前，朱国樑就读于上海法政学堂，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个妥妥的“学霸”。只可惜，受家庭经济条件影响，朱国樑未能完成学业，后转投苏滩艺人张柏生门下。1928年，他与张柏生之女张凤云合作，创立“国凤社”（后改为“国风社”）。

    时隔多年，没有人能说得清朱国樑当初为何会选择投身苏滩这样一个小众的曲艺形式。

    中国人民大学戏剧戏曲学教研室主任、硕士生导师张一帆介绍说，苏滩，后被称为苏剧，其原始的表演形式跟我们现在看到的苏州弹词很像，没有化妆和角色扮演，只是坐唱。

    到了朱国樑这一代，苏滩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开始化妆，有了剧本，需要演员上台表演。

    朱国樑的女儿朱世藕在《袁牧之与昆曲进京》一文中说：“我父亲朱国樑是‘新型苏剧’的创始人。”他创立的“国风社”，是苏剧步上戏曲舞台的第一个剧团，也是新中国成立前苏剧唯一的职业剧团。

    张一帆评价说，朱国樑本身天赋极高，而且特别擅长学习。这一特质在他从苏滩“跨界”到昆剧时，表现得更为明显。

    “国风社”成立之初，昆剧尚未没落。来自苏州昆剧传习所的周传瑛、王传淞等（后来他们也被称为“传字辈”）组织了“新乐府”“仙霓社”，在上海、苏州等地演出。

    进入抗战时期，时局动荡，再无人有闲情逸致听戏，昆剧自此日渐难以为继。“仙霓社”解散后，包括周传瑛、王传淞在内的昆曲艺人四散流落。

    难道就这样任由“细腻委婉诉不尽人间百味”的昆剧与世告别？朱国樑不甘心，向周传瑛、王传淞等昆剧艺人抛出了橄榄枝，邀请他们加入“国风苏剧社”。

    “国风苏剧社”当时的日子也不好过，没有固定的落脚点，为了谋生，在江浙沪一带到处跑码头演出。

    如果说朱国樑学习苏滩还有“师父领进门”，那么他“跨界”昆剧，“称得上是无师自通，完全是靠自己摸索。”张一帆说。

    1956年4月10日，昆剧《十五贯》进京演出，获得空前反响。

    张一帆说，对于《十五贯》，观众可能更熟悉的是剧中“况钟”和“娄阿鼠”这两个人物，但像梅兰芳、田汉、汪曾祺等文化名人，却纷纷对剧中的“过于执”大加赞赏，而这个人物的扮演者，正是朱国樑。

    别说是外行，就连周传瑛这样的昆剧大咖，也评价朱国樑为“合格的姑苏正宗昆剧演员”，含金量之高，由此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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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一出戏火爆到一个剧种的复兴

    他的创作理念

    用一个词来形容叫“与时俱进”

    由于昆剧《十五贯》的大获成功，昆剧得以复兴。

    《十五贯》能够顺利赴京演出，离不开袁牧之和丁玲的四处奔走。《十五贯》进京演出前一年，袁、丁二人在杭州看了朱国樑的“国风昆苏剧团”演出《牡丹亭》和《长生殿》，而这两出正是传统昆剧的经典曲目。

    绝迹多年的昆剧竟然还“活”在舞台上！袁牧之和丁玲兴奋不已。前者随即找到当时的文化部艺术局局长田汉，而后者回到北京后大做宣传，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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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北京文艺界就知道有个昆剧团还“活”在杭州。

    《十五贯》的大获成功，并不仅仅是因为演员的演技精湛。

    朱世藕在《袁牧之与昆曲进京》一文中曾对昆曲的衰败有过分析：

    首先是由于花部之兴起，也就是各地的地方声腔的兴起。尽管昆班称霸长江南北剧坛长达230年之久，但由于其他地方声腔戏班的斗艳竞芳，即所谓的“花雅之争”，代表高雅艺术的昆班在当时的普通民众中接受度不如地方声腔戏班。

    这“雅”字即是昆曲衰败的深层原因。昆剧剧本是文人雅士所作，他们的作品更适宜于伏案研读，放在舞台上即陷入了“曲高和寡”的境地，难免脱离了观众。

    或许是领悟到昆曲衰败的原因，张一帆说，朱国樑在昆曲剧本的创作中十分注重与市场、观众的结合，通过对底层生活、市井文化的反映，赢得观众的情感共鸣。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朱国樑在创作中注重与市场的结合，但从不一味迎合观众。”张一帆说。

    《人民日报》在社论中也提到：“十五贯”不仅使传统的昆剧艺术放出新的光彩，而且说明了历史剧同样可以起很好的现实教育作用。

    张一帆说，朱国樑的创作思路很开阔，“在20世纪以前，莎士比亚的戏剧还不为国人所熟悉，当他看到电影《王子复仇记》深受观众喜欢，就创作了剧本《疯太子》，通过国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加以表达”；“抗战期间，他还创作了‘时事新赋’，有点类似之前很火的海派清口，通过幽默、讽刺的方式针砭时弊。”

    从“国风苏剧社”到“浙江昆剧团”

    他的人生字典中

    从来没有“名利”两个字

    作为“新型苏剧”的创始人，朱国樑是靠苏剧“起家”的，可他似乎并不在乎所谓的“创始人”头衔。

    “国风苏剧社”原本是以朱国樑、张凤云的名字和剧种来取名的，随着舞台上昆剧剧目渐渐增多，剧社的名字也渐渐发生变化，从“国风苏剧社”改成“国风苏昆剧团”，又改成“国风昆苏剧团”，到最后变成“浙江昆剧团”。

    张一帆说，改名有现实的考虑。昆曲被称为“百戏之师”，拥有雄厚的群众基础。鼎盛时期，从皇宫到大户人家，再到平民百姓家，几乎人人都能哼上几句。全国各地从事昆曲表演的艺人数量也很多。相比之下，苏剧作为依托苏方言的地方剧种，离开江浙沪，就很难觅得知音。

    “不过，从另一个侧面来看，剧团名称的变化，也能反映出朱国樑不是一个喜欢‘刷存在感’的人，他考虑更多的是剧种本身的长远发展。”张一帆说。在张一帆看来，这也正是朱国樑值得后人尊敬的地方，“他的人生字典中从来就没有‘名利’两个字。”

    按照旧时的习俗，像“传字辈”加入苏剧社后，身为“班主”的朱国樑完全可以要求他们放弃老本行，改唱苏剧。但他并没有这样做，他不仅不排斥昆剧，甚至还让出舞台给昆剧表演，很多大戏也都是昆苏合并演出，“有名目可查的，就有上百部。”张一帆说。

    “朱国樑不仅收留了人，而且还保存了艺术表现形式，这也使得在当时极为困难的环境下，昆剧能够做到衰而不绝。”张一帆说。

    记者 石承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