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值又一届学子纷纷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之际，80后学者蒋宝麟来甬介绍了中国大学的“前世今生”——在120年的发展历程中所经历的丰满理想与骨感现实的种种冲突。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宁波人，蒋宝麟在讲述自己研究心得时多次提到宁波，比如，历史上宁波的书院文化很发达，月湖周边曾是东南讲学圣地，近代宁波的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也很发达，但为什么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宁波没有发展高等教育？历史上之江大学的前身是宁波江北一所中小学性质的“崇信义塾”，后来搬到杭州发展成了之江大学，现已并入浙江大学，这所教会学校当年若在宁波扎下根来，那宁波的高等教育是不是会比现在上一个台阶？这些不经意的提及，让记者感受到这位青年学者浓浓的爱乡之情。

    本版撰稿 记者 俞素梅 实习生 俞科菁 摄影 记者 周建平

    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是我国大学的开端

    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大学”作为一种教育体系，是从外国移植而来的。蒋宝麟介绍，在大学被引进之前，清朝有一套自己的教育体系，其中有官府办的学校，包括从中央的太学、国子监到地方上的府学和县学，比如，宁波的府学旧址在现中山广场一带，宁波市第一医院县学街上的那道门，就是鄞县县学的旧址；还有半官半民性质的教育机构，主要是书院，如宁波的月湖书院、慈湖书院等；此外还有私塾，很多村里甚至大户人家家里就有。这一套教育体系的唯一目标就是科举考试，也正是因为科举考试的存在，限制了传统教育机构向现代的转型。

    清代末年，中国经历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学正是在这大变局时产生的。据蒋宝麟介绍，大学诞生于中世纪的意大利，距今900多年，当时的意大利比较发达，城市又有一定的自主性，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城市大学，之后这些大学又跟教会产生了关联，到了19世纪，西方大学的体制迅速向世界各地传播，也包括中国。

    其实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也就是19世纪60年代，中国就开始出现一些新式教育机构，主要分布在沿海开放城市，如上海广方言馆、京师同文馆、上海电报学堂、上海格致书院等，它们的特点就是所教内容不是中国传统的四书五经，而是有的教语言，包括英语、法语等，有的教怎么造枪、造炮、造机器等，完全迥异于原来传统的教育机构。

    1895年甲午战争后，一些思想比较开明的官员就向朝廷建议，在各地开设各级新式学堂。1898年，戊戌变法的改革措施之一是在各地书院的基础上改建学堂，后来变法虽然失败，但它留下的一颗硕果是1898年12月开办的京师大学堂，学界普遍认为这是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大学的开端。

    蔡元培出任校长 北京大学发生根本性变化

    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后，各地纷纷开办学堂。蒋宝麟说，整个清末的新式学堂历程很短，从京师大学堂创办开始，离清朝灭亡也就十三四年时间。其间，官方和民间兴学的愿景宏大，学堂发展飞速，学生人数呈几何级增长，同时也存在很多问题，尤其是高等教育大学堂。比如，官立大学堂只有三所——京师大学堂、北洋大学堂和山西大学堂，这造成了高等学堂学生升学的困难，虽然可以去日本、美国、欧洲等地留学，但本国高等教育机构的不足抑制了本国中等教育的发展。

    北洋政府时期，“由京师大学堂直接延续下来的北京大学并没有因为清政府被推翻就变好了”，蒋宝麟说，当时甚至常有北大的教授和学生逛“八大胡同”，还因争风吃醋而大打出手。

    北大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是从1916年底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出任校长开始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蔡元培的办学理念，他端正了学校风气，引进了很多名师。他给北大一个明确的定位——大学要有大师，大学要研究高深的学问。在他的努力下，北大建成了两个王牌学科——文科和理科。文科就是中文、历史、哲学，理科主要是数学、物理、天文、化学等，后来发展成了文学院和理学院。“至于我们现在填志愿最喜欢的那些工科专业，如机械、电子、IT，商科如财经、金融、外贸、财务管理等，蔡元培是不办的，在北京大学不允许出现为了应用、为了找工作而存在的专业和学科。”蒋宝麟说，现在虽然北京大学有多个学院，但蔡元培的理念一直影响到现在的北大，作为综合性大学，北大的最强项还是文理基础学科。

    拖欠教师工资是民国初期国立大学通病

    “北大光荣的历史是我们需要正视的，但军阀割据时期的北大也出现了很多令人尴尬的现象。”蒋宝麟说，比如，当时政府发给北大的钱基本是打折的，还常常拖欠教师工资，“所以，那时北大教授们经常成群结队去教育部门前抗议、索薪，甚至教师罢教、校长宣布辞职等。”这是当时北大的情况，也是国民政府初期国立大学的通病。

    民国时期，主要有三种类型的大学：国立（省立）大学、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这三者共同构建了当时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呈现出一个多元的发展状态。“总体而言，国立大学是主导，院系、体系设置比较正规和齐全；教会大学的特点是比较重视英文，除了基础学科比较强，它也有一些特色学科，如圣约翰大学的医学院，现在成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此外，它对学生的管理也比较严格，在近代中国大学生开除史上，教会大学开除学生最多；私立大学鱼龙混杂，大部分规模小、办学不稳定，但也有一些如南开大学、厦门大学是比较稳定的，也出了很多人才。”蒋宝麟介绍。

    近代中国大学是国人向西方学习，追求教育现代化，通过教育来实现国家富强的一个尝试。“在短短的约50年时间里，中国的高等教育能走到这一步，非常不容易。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但也有一些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所以现在有人在网络上发文怀念民国时的大学。不过反观历史，实事求是，这些历史的现实未必是那么美好的。”蒋宝麟说。

    人物名片：

    蒋宝麟，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哲学博士，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硕导。主要研究中华民国史、中国近代政治与文化史、企业史，著有《民国时期中央大学的学术与政治（1927-1949）》《体国经世：民国的学人与商人》。

    7月21日，蒋宝麟做客宁波市图书馆“天一讲堂”，主讲《象牙塔的理想与现实——从近代大学的三种类型大学谈起》。

    蒋宝麟荐书：

    一、《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1919-1937）》

    作者：（美）叶文心 译者：冯夏根等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推荐理由：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后，大学培养的新型知识精英从此和国家官僚体制脱了钩。这本书以民国时期的大学为研究对象，主要分析了北京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的圣约翰大学、交通大学、上海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公学等京、沪两地大学不同的办学风格和校园文化，及其与上海经济，与民国政治、国民教育政策的互动关系。

    二、《民国时期中央大学的学术与政治（1927-1949）》

    作者：蒋宝麟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推荐理由：这本书以1927年至1949年国立中央大学一段完整的校史为考论基础，呈现了作为民国时期知识精英的大学师生群体，是如何有意或无意地卷入中国的政治风云，以及大学空间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运动、革命运动、左右党争乃至国民党内派系纷争的历史关联，力图抽丝剥茧地梳理民国时期中央大学与国家社会之间胶着而又复杂的关系网络。

    下期预告：

    一、讲座《春秋战国纵横谈》

    时间：7月28日14：00

    地点：宁波市图书馆三楼报告厅

    主讲人：刘玉升，作家、宁波海关原副关长、宁波市作家协会会员，著有《孤鸿寒啸》《行走的蒺藜》《飞鸿雪爪》和《春秋战国智慧录》四部作品。

    二、讲座《旅行的意义：从罗布泊戈壁滩的故事说起》

    时间：7月29日14：00

    地点：市图书馆人文地理馆（鄞奉路258号）

    主讲人：罗煜，知名探险旅行家、四维文化传媒董事长，酷爱探险和旅行，足迹遍布五大洋和近半数的洲际高峰，近年来致力于海洋上水上屋项目的研究和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