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修良同志

    倾诉人：沙尚之

    采访人：陈爱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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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尚之，是我党老一辈革命家沙文汉和陈修良之女。近日，记者随宁波服装博物馆工作人员来到沙尚之女士位于上海的家中。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79岁的沙女士向记者介绍了她和陈修良的故事。她说：“我的妈妈是一个真诚透明的人，可是直到她去世前的20年里，我们生活在一起，我才真正了解了她。”

    1 见到妈妈却不知道她是谁

    1939年夏我出生在上海，此时上海已经沦为“孤岛”，因为是租界，所以还比较安全。上海党组织于1937年秘密重建了江苏省委，我的父母亲都是主要干部。当时省委要我外婆陈馥找个房子掩护党的活动，她找到法租界，就在位于今天巨鹿路820弄的景华新村，由她出面，向宁波籍地产大亨周湘云租赁了一幢三层楼的房子。

    因为工作需要，母亲不能带孩子，我出生后被送到斜对面的济华医院代养。我住进去不久，传染上了肺病，常常发烧，母亲又经常不在，外婆就决定自己带我。于是，我、外婆，还有一个象山籍的保姆阿黄姐三人，从此相依为命住在这幢房子里，家里还养了一只猫。在外婆的悉心照料下，我的身体完全康复。

    1942年底，江苏省委撤销，父母先后在华中局被另行安排了工作。我三四岁开始就见不到父母了，和外婆一直住在这个地方。1946年10月，父亲作为华中局城市工作部长到上海，领导白区地下工作。而母亲4月已被华中局秘密派到南京担任市委书记。她是南京第九任书记，前面八位都牺牲在雨花台。母亲是抱着牺牲的决心去的。

    1947年初，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上海分局（后改为上海局），书记是刘晓。父亲是宣传部长，负责文化并兼统战、策反等工作，领导江苏、浙江的城市工作，因此他也是我母亲的直接领导。景华新村恢复了当年的功能，我、外婆、阿黄姐和一只猫，又成为上海局这个秘密机关的“外观形象”。

    我那时刚上小学，不知道父母的真实身份，当然更不知道他们从事什么工作。如果有人问起我的父母，外婆教我说爸爸妈妈在外地做生意。其实他们偶尔也会出现在我身边，只是我不认识他们，外婆也不告诉我。为掩人耳目。外婆对外说我的妈妈是她侄女，我爸爸则是她的远房亲戚。有一次妈妈从南京来到景华新村的时候，我曾问她：“你是谁？是新来的保姆吗？”妈妈听了很伤心，而我却飞快地跑上楼去告诉外婆家里来了个新保姆。这件事情我是根本不记得了，是多年后在妈妈的回忆录里看到的。

    2 刚“有了”父母又“失去”他们

    我从小与外婆相依为命。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父母可以和我相认了，我终于“有了”父母。1951年，上初一的我随父亲去了杭州读书，半年后又因父亲工作调动而回到上海，在上海市西中学读到高一上学期，这段时间与父母和外婆共居，非常快乐。1955年2月高一下学期，又因父母调往浙江工作而转到了杭女中。

    在杭州，我们曾先后住在孤山路杜月笙的一所大宅里和葛岭山上新建的高干住宅小楼中。虽然条件不错，但是外婆不太喜欢住在杭州，大革命时期她因为掩护共产党人被关过杭州陆军监狱。她是一个经历了晚清、民国和新中国的人，虽然失明了，但心里很明亮，在繁华的表象下已察觉了一丝危机。因此，她坚持要保留景华新村的房子，准备过独立的生活。我在杭州和父母度过了两年幸福的时光。

    1957年，我高中毕业考上了北大，夏天就去了北京，丝毫不知家中正在发生变故。

    家里几个月没有信来。直到12月，我收到了父亲的信，说“我们被打成右派了，你要靠自己”。当时父亲是浙江省长，母亲是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我很吃惊，同时也在《人民日报》上看到“陈修良是‘五毒俱全’的反党分子”的报道。我很不解，因为一直以为父母都是革命者。

    1958年春，妈妈被下放到嘉兴农村劳动，外婆则回到了上海。父亲居住在杭州，没有工作，平时读书研究历史。1959年饥荒时母亲生病了，食物少得可怜，暑假里外婆让我和黄姐带着药品和食品去嘉兴，在杭州的父亲也省下粮票寄给她。1963年12月，已经分配到吉林化工研究院工作的我，忽然接到父亲病重的消息，立马赶回杭州。出现在爸爸病床前时，他认识我，抓住我的手说：“你来了。”临终前父亲被宣布摘了“帽子”，他说了声“谢谢”就再也没有开过口。1964年1月2日凌晨，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这时候妈妈已经从嘉兴回到杭州，在杭州大学外语系“改造”。父亲是她唯一能够吐露心声的人，父亲的病逝对母亲是非常大的打击。

    3 妈妈留给我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在外地工作了11年以后，于1974年初调到上海，次年我的外婆去世。

    1979年，妈妈终于被摘去了“右派”帽子，她摘帽后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回上海。调回上海后，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找抄家时被抄走的物品。直到1984年，在友人的帮助下，终于在杭州的档案馆找到了几个破箱子，里面有她和爸爸的笔记资料。妈妈把这些资料视作最重要的财产。父母一生没有积累钱财，1964年父亲逝世时只有200多元存款，1998年妈妈逝世时的存款也才2万元。他们都把历史资料看作最大的财富加以珍惜和保留。

    得知母亲回到了景华新村，她的很多地下时期老战友和她策反过的原国民党将士都来找她作证，希望还原真相。母亲认为这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花了大量时间写下几百万文字，帮助别人平反。近20年时间里，她每天最重要的事就是为那些受了冤屈的人写材料。后来她的眼睛看不清了，只能用记号笔写，一页只能写几十个字。再后来，由于骨质疏松和背痛，母亲已不能起来，只能口述历史了，讲了50多个小时的录音。

    妈妈生命最后的20年里，我陪在她身边，这是我这辈子最受教诲的时间，也是真正了解她的时候。在家中我们不谈生活琐事，她也不过多谈自己的经历，只把大量的时间花在为同志和友人核实真相、伸张正义上。这20年，我近距离了解了我的妈妈，她是一个真诚透明的人，一个追求理想的人，一个敢于讲真话对历史负责的人，正如她自己在诗中所写：“谁怜冠盖锦衣梦，留得清名我不穷。”

    我退休以后，感到时间的紧迫，为接好妈妈的接力棒，从一名科研工作者改行为文史工作者，相继出版了父母的文集、年谱，编写了沙文汉陈修良自存文档目录，邀请北京和上海等地多位当代史专家指导整理留下来的6000多份资料。我认为这是对父母最好的纪念，也是我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