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称黄宗羲私淑弟子的全祖望，一生著述等身，其中为藏书文化撰写了不少史料。在其《鲒埼亭集外编》卷十七中所收的《天一阁藏书记》《天一阁碑目记》《二老阁藏书记》《丛书楼记》《小山堂藏书记》《双韭山房藏书记》《钞〈永乐大典〉记》《春明行箧当书记》《小山堂祁氏遗书记》等，都是研究我国藏书文化的宝贵资料，特别是《天一阁藏书记》和《天一阁碑目记》的“双记”，更为帮助我们研究天一阁藏书文化作出了贡献。

    一代史学大师全祖望及其双韭山房藏书的结局却是非常的凄惨。他曾因考进士成绩优异而入选翰林院庶吉士，但因不愿介于官场而辞去公职，致使生活穷困，不得不将随带的两万余卷藏书典当给仁和黄氏。回乡后，他愿坐冷板凳，一心著书立说，始终过着清贫的生活。到了晚年，身患多病，倍加穷困，在清乾隆二十年（1755）51岁的时候英年早逝，而此时家里竟到了无钱安葬他的凄凉地步。其家人只得将全氏历尽心血所收藏的剩余典籍出售，筹款办理丧事。这其中有万余卷以两百两白银为甬上藏书家卢青涯购得，藏于卢氏抱经楼，后来由抱经楼转归了天一阁。

    在宁波繁华的药行街的南边，有条与之平行的小巷叫君子街。其实这条君子街是先于药行街而有的，在古代曾因驻扎军队而称为君子营。东西走向长约百来米的君子营，几乎一大半是卢氏房产。

    这卢氏是个富裕大族、诗礼之家，其八世孙卢青涯（1725－1794），名址，字丹陛，尤喜藏书，或重价购买，或亲手借抄，还细心校阅，真是到了废寝忘食的境地。在清乾隆年间，为供《四库全书》纂选，天一阁因呈书多而获乾隆嘉赏《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卢氏呈送图书二十余种，不够皇帝赐书资格。对此，卢青涯极为羡慕而又妒疾天一阁，为与其一比高下，即到北京极力搜求并高价购得《古今图书集成》底稿。书到之日，他还“衣冠迎于门，其结癖之深如此”。此事成为甬上艺林美谈，也可见卢青涯求书之心切。

    卢青涯不但求书心切，而且护书精心，还立有远大的藏书志向。为此，他于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在君子营的石板巷口的卢氏大宅院东边的花园中，建造了一进藏书楼，取名为“抱经楼”。“抱经”之名，取自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寄卢仝》中“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穷终始”中的“抱”和“经”两字，意含楼主有独抱遗经之志。

    抱经楼是宁波老城历史上十大藏书名楼中唯一不是建在月湖周边的。在建楼130多年后，著名藏书家冯孟颛撰写在《四明卢氏抱经楼书目》首卷的《登抱经楼记》中，对此楼及周边环境作了详细生动的描写：“宣统三年（1911）闰六月，余以某君介绍，得登兹楼。楼南向，凡六楹，合则为一，缘楹为橱，都得橱三十有四，楹衡木六，四周涂塈皆作水纹，取五行家‘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义，仿范氏天一阁制也。楼中布置朴素，鄙倍之气殆尽。其外高树参天，风起谡谡作响，窗壁栏楯终在苍翠中，益肃然生故家乔木之感焉。”为我们后人留下了一幅秀丽的庭院图景。

    据君子街的老居民回忆，抱经楼是进楼屋，其门楼很高，在围墙外的君子街上，也能看到露出围墙的门楼横额“抱经楼”三个大字。抱经楼在上世纪末的旧城改造中被整体拆迁，计划移建到天一阁。在本世纪初，门楼的拆迁材料，堆放在天一阁院子的一个角落里，据当时管理人员解释，碍于门楼高过天一阁屋顶，故暂时未获重建。今年春节，我专程参观了天一阁，仍未见到“抱经楼”门楼，只看到“抱经厅”，而此厅已作商店之用，憾无藏书之味。

    具有独抱遗经之志的卢青涯，历经三十余年的不懈积聚，曾使抱经楼藏书多达四十七橱，约为十万余卷。抱经楼的藏书有不少是收集故家散出之书，有全祖望的双韭山房、叶氏绿竹堂、黄氏千顷堂、丰氏万卷楼、毛氏汲古阁、祁氏澹生堂、曹氏倦圃、汪氏古楼、金氏文瑞楼等。其藏书不泛宋金元明珍本秘籍，尤其是地方文献，如全祖望的《四明文献》三十二册、一百四十卷等，为清乾隆和同治年间两次修纂《鄞县志》提供了丰富和可靠的素材。后来据金步瀛、杨立诚合编的《中国藏书家考略》一书称“到清继范氏而起者，首推卢址”。

    抱经楼的衰落，可能是从清光绪初年卢氏大院惨遭大火后开始的，再加上后人管理不善，又屡遭窃盗变卖，藏书终于在民国初年开始彻底散出。所幸的是不少珍本善卷现在均收藏在天一阁。特别是全祖望撰、清嘉庆九年（1804）史梦蛟刻本《鲒埼亭集》十二册中的三十二卷，全祖望撰《鲒埼亭集外编》五十二卷，全祖望撰、清抄本《鲒埼亭集》四十九卷，全祖望撰、清光绪慈溪童氏大梅山馆刻本十卷，全祖望撰、董秉纯编、清抄本今《句余土音》六卷等，至今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甬上诸多藏书名家中，若论对藏书业最为执着不移和坚韧不拔的要数晚清徐时栋了。徐时栋（1814—1873年），字定宇，号柳泉，人们多称其为柳泉先生。徐时栋自幼嗜好藏书，在他丰富的藏书经历中，最为人们称道的是“屡毁屡聚”。

    徐时栋自称“吾十龄外即喜聚书”，在他21岁时所编的两卷《新故书目录》中，已著录藏书三百七十八部，计一万二千八百八十一卷。后来又经过20余年的广采博揽，孜孜以求，集聚了慈溪郑性二老阁、鄞县范峨亭及邱学敏、胡鹿亭等故家散出之书，积书达六万卷。此时徐时栋寓居于桂井巷、月湖胜境十洲之一的烟屿洲，故自名藏书楼为“烟屿楼”。可惜在清咸丰同治交接间，太平军攻占宁波府城的半年期间，烟屿楼也未免于难，所藏之书或“尽为人窃掠”，或为无知者作引火而毁，幸存无几，令徐时栋捶胸顿足。

    徐时栋并未灰心丧气。第二年，他迁居府城西门外卖鱼巷口亨六巷的城西书院，这城西书院在当时也称城西草堂。他就在城西草堂原存藏书的基础上，继续他的藏书事业。埋头整理旧编，终日访求散佚，又聚书达五六万卷。但是，好景不长，厄难又至，在清同治二年（1863年）十一月，城西草堂又遭藏书之大忌的火灾，草堂所属房屋和数万卷藏书，均付之一炬。

    连续的沉重打击，并未击垮这位嗜书如命的柳泉先生。他于清同治三年（1864）六月，在城西草堂故址新建书楼，继续搜求书籍。因此书楼建于西塘河支流之北，故取名“水北阁”。又经过几年的苦心收聚，藏书大增，据民国《鄞县通志》记载，清同治三年（1864），已得书总共三十大橱，计七百九十八种，九千八百一十五册。现存天一阁的一部四册《徐氏甲子以来书目稿目》，反映了徐时栋在清同治三年以后的聚书情况，据统计，计有三千一百六十四种，四万四千二百零五卷，渐渐恢复了以前的藏书规模。

    徐时栋终身喜欢读书，于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乡试中举，后却两试进士不第，即回家奋发读书著述，在城西书院教书育人，后起之秀多出其门，终成晚清浙派经史大家，主四明文坛三十余年。清同治七年（1868），鄞县设志局修县志，请徐时栋主持。次年，徐遂将志局移至水北阁，以便就近参阅阁藏之书。可见水北阁藏书之丰富和地方文献之齐全。

    清同治十二年（1873），徐时栋积劳成疾，逝世于主纂《鄞县志》任上，年仅59岁，可谓英年早逝。对他身后的藏书去向，现在有不同说法，归纳起来约有三种情况。在清宣统三年（1911），售给上海书贾，这部分书现多收藏于上海图书馆古籍部；在1961年，直接捐赠给浙江省图书馆，这部分书应该保存得也比较理想；在水北阁藏书散出过程中，也有流入近代宁波藏书家之手，这部分书后来通过冯孟颛之伏跗室和孙家溎之蜗寄庐等收藏并捐献到了天一阁。如今，烟屿楼依然在月湖西岸，即共青路79号，水北阁已仿建在天一阁内，游人可一睹二者风采，领略藏书风韵。

    逝世于主纂《鄞县志》任上的徐时栋，在临终时拉着忘年之交董沛的手，以修志一事“郑重相委，语不及私”。敢于担当的董沛，不负老友的重托厚望，“咸称殚洽”，于次年即清同治十三年（1874），完成此志，又于清光绪三年（1877）刊行，是为光绪《鄞县志》。这部历时九年，又经两位大师主纂把关的《鄞县志》，成为鄞县志书中资料较为详尽的一部，深受古今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