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白水

    深受徐时栋信任的董沛(1828－1895),字孟如,号觉轩，先后为清同治六年(1867)的举人和清光绪三年(1877)的进士,任职江西知县及《江西通志》馆协辑官。他不但是位著名的方志学家和著作等身的大学者，还是一位晚清甬上著名的藏书大家。他于清光绪十一年(1885)，以疾辞官归故里,令家人在鄞县邱隘开辟园地，筑屋三楹，取名为“六一山房”,聚书五万卷。

    董沛去世后，家庭贫寒，嗣子早卒，六一山房的藏书也在清末易代之间散失殆尽。其中流入民国甬上藏书名家冯孟颛之伏跗室、孙家溎之蜗寄庐、杨臣勋之清防阁，后来由此三家先后捐献给了天一阁。

    范钦家族的后人们对天一阁的代代守护，确是一件惊世之举。但经过近四百年的艰难曲折，到了民国，他们也已精疲力竭，难以为继了。在民国三年（1914），窃书大盗薛继渭挖掉阁顶瓦片椽子，潜身入阁历时数十天，从容择珍而窃的惊天盗书行为，范氏的守护者竟未发现，由此可见其管理上的疏漏程度。民国二十二年（1933），在当时鄞县县长陈宝麟(1898－1965)的介绍下，范氏虽然同意著名版本目录学家赵万里（1905－1980）登阁一星期编写书目，但还是附有一个前提条件，要赵氏在此期间供给范氏监管人的伙食，由此可见其经济上的窘困程度。难怪在同年九月，天一阁遭到强台风袭击，在东墙倒塌，藏书受损，阁楼岌岌可危的情况下，范氏后人们无钱修复，只得借助社会力量，成立天一阁重修委员会，发动各界的捐款来完成维修。如此这般，再加上遭遇过五次书劫，到了新中国成立前夕，天一阁藏书只剩下了一万三千余卷，不及范钦时的五分之一，而且不少还遭受虫蛀霉烂，已是断编残简。

    如果说1933年10月天一阁重修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社会正式参与对私家藏书楼天一阁的管理，那么1949年新中国人民政府对天一阁的接收，则标志着天一阁“枯木逢春获新生”，并极大地显示了天一阁归纳百川的感召力。其中，成果尤为显著的是天一阁原藏散出之书的回归和民间向天一阁捐赠藏书，致使天一阁藏书猛增至目前的四十万余卷，这是天一阁藏书鼎盛时期的5.7倍，是政府接收前夕的30.7倍。在这四十万余卷藏书中，古籍达二十万卷，其中珍椠善本有七万余卷，可与山东、江西、浙江等藏书丰富的省级图书馆论伯仲。

    从政府接收天一阁的那天起，天一阁的管理人员就对天一阁散出之书，开展了广泛而精心的搜集。通过四十余年的艰苦卓越的努力，共得书一百八十五部，计七百一十册，三千零六十七卷（不分卷作一卷），基本收归了天一阁早年散失在宁波当地的原藏书籍。

    这些收归的原藏书籍中，绝大多数是宋明期间的古籍善本，如，宋魏了翁撰、明蓝格抄本《周易要义》，宋赵如愚编、宋淳祜十年刻、明正德公文皮纸背面印本《国朝诸臣奏议》，明鲍泰撰、明朱格抄本《天心复要》等。还有不少海内孤本，如，宋王尧臣和欧阳修等撰、明蓝格抄本《崇文总目》，明毛德京和杨民彝等修、明嘉靖三十五年刻、隆庆五年增补本《象山县志》，明张治纂修、明嘉靖四年刻本《茶陵州志》等。

    天一阁获得新生后，宁波许多著名藏书家，先后把自已珍藏的图书、绘画、碑帖等捐献给天一阁收藏。在粗列十一家捐献名单中，捐献藏书在万卷以上的就有5家，他们分别是张季言的樵斋、冯孟颛的伏跗室、孙家溎的蜗寄庐、朱鼎煦的别宥斋和杨臣勋的清防阁。

    北仑区霞浦街道霞南村的张家，真出了几位颇有作为的名人。张兆泰（1879—1918），名万和，字晚荷，号樵庄，是一位坚守教育报国之志的教育家。他在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毁家创办霞浦学堂，即为现在的霞浦小学前身，并在学堂里实施新式教育，成功地培养出两个非常优秀的学生，一个是堂弟张人亚（1898－1932），就是现在被誉为“中共第一部党章守护人”；另一位是第一届学生、族人张季言，就是后来成为樵斋主人的著名藏书家。

    张季言（1897－1957），名珥琛，字季言。他从霞浦学堂毕业后，依此就读于浙江省立第四中学（宁波中学前身）、上海沪江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先后在中央大学物理系任教和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室仪器工场任主任。他创办星星工业社，致力于仪器仪表的研究和生产，研制出中国第一支温度计。解放后，任公私合营星星仪表厂厂长，当选上海市静安区第一、二届人大代表。

    当年，事业有成、资金积累浓厚的张季言，开始做起了他先前定下的报答老师恩德、建造霞浦樵庄图书馆的事情。他奔走各方，不惜重金大量购入珍贵古籍，并暂藏于上海愚园路259弄18支弄5号张氏寓所。1937年，他又命此藏书室为“樵斋”，在自撰的《樵斋题跋》中说：“余对师深愧表彰之未竟,而又不忍先贤没世而无称,别署樵斋并以名吾楼,非敢言报称,聊志纪念之耳!”充分表露了张季言怀念恩师张兆泰先生的赤子之心。

    深怀造福桑梓志向的张季言，在晚年以学者实事求是的态度，考虑到家乡霞浦地处僻壤,藏书难于经久保管，改变了原拟在家乡霞浦建造樵庄图书馆的计划，直接将藏书悉数捐赠宁波天一阁。为此，他于逝世前三个月（1957年9月）撰写了《樵斋藏书捐赠天一阁经过》的短文，表达了他上述的捐书愿望，作出了他人生中最后一个重大决择，成了新中国第一位向天一阁捐献藏书达万卷以上的藏书家。

    由学者和实业家发展而成为藏书家的张季言，在为樵斋搜集藏书中，注重实用为先和以丛书、近刻刊物为主的原则。在他捐献的五百三十部、一万四千三百九十三册、六万三千九百八十一卷藏书中，有《平津馆丛书》、《汉学堂丛书》、《学津讨原》、《四明丛书》等古籍丛书和大量的清末各省书局的刻本；还有文澜阁《四库全书》的零本、清乾隆《云南苗族写真图示》的内府本及明刻本《陆士衡集》等善本，极其珍贵，都得到了天一阁的很好保管。

    新中国第二位向天一阁捐赠万卷以上藏书的是冯孟颛先生的伏跗室。伏跗室是宁波现代最典型的私人藏书楼，“伏跗”两字，出自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中的“狡兔跧伏于柎侧”一语，其中“柎”通“跗”，包含室主冯孟颛先生不求闻达而专心治学之志。伏跗室位于孝闻街永寿路口对面的一进砖木结构的老墙门内。过去孝闻街和永寿路都是一边为河的石板小路，在上世纪50年代的旧城改造中，填河拓路，才变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宽广平坦的汽车马路。值得欣慰的是，伏跗室未被拆毁而依然保留至今。

    伏跗室的创建者冯孟颛（1886－1962），名贞群，字孟颛、曼孺（儒），小名仁官，号伏跗居士、妙有子。晚年，因念自已8岁丧父，老又丧子，又自号孤独老人。冯孟颛原籍慈溪，是在他祖父冯溪桥老先生，以办松江府娄县盐务起家后，冯家才迁宁波江北岸，后居孝闻街水凫桥畔。冯家家业丰厚，在宁波也置有几处钱庄和房产。我外婆家租借的君子街6号大院子，就是冯家的房产。冯孟颛19岁，祖父去世，他“以孤孙承家”。但是，这个“孤孙”对继承祖业，经营钱业，兴趣不浓。

    在清光绪二十八（1902）考上了秀才的冯孟颛，其志趣在于买书读书著书和藏书。据我母亲回忆，解放前，她代外公到伏跗室交房租钱，宁静和气的冯先生总是在书房里，不是持卷在读，就是伏案在写。伏跗室的藏书是冯先生60余年的搜索积累，汇集了明清以来赵氏种芸仙馆、董氏六一山房、柯氏近圣居、徐氏烟屿楼、赵氏贻谷堂、陈氏文则楼等著名藏书楼流散的古籍十二万卷，其中珍贵善本就有三百多种，碑刻四百多种。宋刻本杜大圭《名臣百年碑传琬琰之集》为海内珍品，镇库之宝。

    集版本学家、目录学家和藏书家及同盟会会员于一身的冯孟颛先生，在民国二十一年（1932），被推举为鄞县文献委员会委员长，对保存和研究宁波地方文献和天一阁藏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1933年9月，他担任重修天一阁委员会的交际主任，领衔资金募集和重修管理，历经三年，出色完成了天一阁历史上第一次重大维修，使摇摇欲坠的古代藏书名楼，焕然一新。修复工程告竣后，他又埋头两年半时间，在范氏后人的协助下，对“阁中所藏悉著录之”，完成了二十册的《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并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铅印问世，这是天一阁历史上十三部书目中，费时最久、记录最全的一本目录，迄今仍发挥着极大的作用。宁波被日本鬼子侵占后，为防天一阁藏书再次被盗，冯先生出谋划策，协助范氏子孙将藏书分批偷偷运至鄞县横溪和丽水龙泉隐藏，再次保护了天一阁的珍贵藏书。他积极访书归阁，从1935年12月至1961年11月，积二十六年之功，共访归天一阁原藏书籍三十种，六十册，二百二十二卷，但他对此事从不张扬，至今乃鲜为人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