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 杨根飞，54岁，浙江甬泰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22岁从事律师工作，是宁波律师界第一批辞职下海的律师，创办宁波第一家合作制律师事务所。曾任宁波市律师协会第一任副秘书长，后历任理事、常务理事直至第一届监事会监事长等职。

    从端着“铁饭碗”打官司 到创办宁波首家 合作制律师事务所

    杨根飞： 律师当年是个“铁饭碗”

    “我个人在律师行业发展的成长轨迹，可以说就是改革开放以来宁波律师行业发展的缩影。”听记者道明采访来意，杨律师快人快语。

    毕业后端着“铁饭碗” 

    辩护的第一起刑事案，感受律师执业的神圣

    1986年，22岁的杨根飞从杭州大学法律系毕业，分配到象山县律师事务所工作。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恢复高考，像我这样身居海岛、家庭成分（中农）又不是太好的农家子弟，是绝对没有机会上大学的。”杨根飞说。

    “我是‘文革’后象山的第一名法科生，当时还没有律师资格证一说，我是拿着省司法厅发的律师工作证上岗的。”杨根飞说，当时高中政治老师蔡品利建议他填报法学专业，此前他对法律行业一无所知，更不知“律师”为何物，但蔡老师告诉他“法律会越来越重要，学法律将大有可为”，他牢牢记住了这句话。而当时的时代大背景是，《律师暂行条例》于1982年实施，新中国的律师制度在改革开放后再次启航。

    毕业时，律师还是个“铁饭碗”，律师事务所是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收入分配也是吃“大锅饭”，与个人业绩没有关系。

    杨根飞说，当时民众对律师职业的主流认知就是“打官司”，法律顾问这类概念才刚开始萌芽。律师行业内也没有现在分得这么细，而是接到什么案子，就打什么官司。

    入职的那年冬天，杨根飞办了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个刑事案件。“虽然已经过去30多年，但这个案子的细节我还记得很清楚。我当庭提出被告人精神状态有问题，有必要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但当事人一审仍被判5年有期徒刑。一审宣判后，我以辩护人的身份提出了上诉（当时的刑诉法允许）。二审法官采纳了我的辩护意见，给当事人作了鉴定，证实其确实重度精神发育不全，改判无罪。这个案子极大地鼓舞了刚从事律师职业的我，我真切地感受到法律的力量和律师职业的神圣与光荣。”

    杨根飞说，这个案子对自己后来的职业生涯也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凭着科班出身的深厚学识功底，他很快就在象山崭露头角。1988年，当他接过县长颁发的县政府法律顾问聘书时，与会人员惊呼“小鬼头哎”。

    跳出体制，创办宁波第一家合作制律师事务所

    3000元一年顾问费，为企业挽回400万元损失

    1992年，杨根飞把“铁饭碗”给砸了——跳出体制内，和两位同行创立了象山信大律师事务所。这也是宁波市第一家、浙江省第二家合作制律师事务所。

    “为什么跳出体制？因为我认准律师这个行业必然将走向市场，这是大势所趋。既然如此，不如主动去适应，第一个吃螃蟹。”杨根飞说，走出体制的最大变化是，从过去的吃“大锅饭”变成了“自己当老板”，干劲更足。客户也更愿意接受这样“不吃皇粮”的律师。

    1993年，杨根飞个人年收入超过1万元。在当时，“万元户”还是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头衔。1998年，信大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人数从创立之初的3人增加到15人，在省内县市区级律师事务所中，是执业律师人数最多的一家。

    与此同时，杨根飞发现了一件有意思的事，法律顾问的业务在律师事务所所有业务的创收比重不断攀升。“那时候乡镇企业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意识到，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请个法律顾问，规范生产经营行为，相当于给自己上一道‘护身符’。一开始，法律顾问的收费很低，从一年500元开始，但业务占比增长很快。”

    薛先生是杨根飞的一个企业客户，他很庆幸当时花了3000元一年的顾问费聘请杨根飞担任企业法律顾问，从而挽回了400万元的损失。薛先生的一个员工偷拿企业公章，为其他公司担保了一笔贷款。等薛先生发现时，对方已几近破产，其担保的400万元足以让企业遭受灭顶之灾。

    杨根飞了解情况后，马上想到此前最高院出台过一则司法解释，大意是当债务人陷入债务危机时，保证人可要求债权人及时行使债权；如债权人不及时行使债权，保证人可以不用承担担保责任。他马上代表薛先生的企业发函给债权银行，从而免于承担担保责任。

    “这之后，薛先生挂在口边的一句话就是，搞市场经济，别的钱能省，法律顾问的钱，千万不能省。”杨根飞笑着说。

    A

    B

    C

    有更多机会参与到法治宁波建设中来

    成为省内首位律师协会监事长

    2001年底，杨根飞决定离开象山到宁波发展。2005年6月，他与人合伙创办了浙江甬泰律师事务所。“和合作制律师事务所比，合伙制律师事务所权益更明晰，责任更重大。”

    来宁波不久，他加入了宁波市委市政府信访法律顾问团，参与市委市政府领导的信访接待活动，参与信访事件的调研、听证论证。市政府设立法律顾问团时，他又成了市政府的首批法律顾问。对此，杨根飞深有感慨地说：“由此，我有更多机会、更高层次参与到法治宁波建设中来，这对我个人的职业生涯来说非常重要。”

    他以刑事辩护为例，说起了宁波法制环境完善过程中的切身感受。

    他回忆，刚工作时，根据1979年的刑事诉讼法，开庭前3天才通知律师，留给律师开展辩护准备工作的时间非常少。当事人如果没能力请律师，就没有律师为其做辩护。

    1997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法律援助制度，由政府出钱为请不起律师的重大刑事案件被告人指定律师。宁波市对这项工作很重视，很快落实，走在了全国前列。自2013年3月至2017年9月30日，宁波市为约1.5万名符合上述条件的被告人指定了辩护律师。

    随着在律师行业的深耕，杨根飞开始把更多精力倾注于律师协会的工作中。“这个职业、这个行业给了我很多，我应该有所回报。”

    2003年，宁波市律师协会首次设立由执业律师担任的副秘书长一职，杨根飞出任第一任副秘书长。

    2013年5月，宁波律协借换届之际，设立了监事会，杨根飞出任监事长一职，这也是浙江省首个律师协会监事长。

    “截至2018年6月底，全市共有律师事务所162家，律师总人数3036人，首次超过3000人。2017年，全市律师事务所完成业务创收11.2亿元，同比增长15.32%。”说起这些数据，杨根飞如数家珍。

    谈起宁波律师行业的发展趋势，杨根飞分析，宁波律师行业从业人员将会持续增加，专业律师将越来越多。他建议打算从事律师工作的青年学子，要提前做好职业规划，务必使自己更精更专，主动适应市场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