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泉窑青瓷双鱼洗

白釉瓷罐

龙泉窑青瓷凤尾尊

青铜饕餮龙纹贯耳壶

    关于窖藏物主的三种推测

    这些精美器物的主人是谁？他在什么年代埋藏了这批器物？罗鹏介绍，出土遗物均无铭款指明物主身份。根据出土遗物分析，结合地方志、相关文献，专家推测了窖藏器物物主的三种可能：

    第一，属于学宫、家庙、寺庙。学宫是中国古代的官方教育机构，有专门的祭祀礼仪场所。窖藏坑所处位置在学宫东南部，距离余姚学宫旧址约200米。余姚县志记载，“学宫，在南城东南隅”。该学宫最初由北宋庆历年间（1041年-1048年）姚令谢景初所建，南宋德祐二年（1276年）毁于兵祸。本次出土铜器为礼器中的供器，大致可分为炉、烛台、壶或瓶的五供组合。其中大型铜器档次明显较高，造型规整，纹饰精美，工艺考究，古朴大方，非民间普通百姓可用，当为官府制造。学宫作为当时的官办教育机构，很可能收藏了官制的精美青铜礼器。窖藏年代和学宫被毁年代大体一致，故而推测窖藏器物或为学宫所有。南宋新成礼器制成后，除作为国家祀典外，还颁赐重臣家庙。加之青铜贯耳壶底部刻“子子孙孙永宝”铭文，推测也可能属于士大夫家庙。出土产品中的钵、盘、盏以及各时期铜钱等可能为信众供养，不排除是周边寺庙用器的可能。

    第二，属于富贵大家。出土文物多为大型贵重器物或日常用器。龙泉青瓷体量较大，造型别致，贴花饰“寿山福海”四字，可能为某人寿诞贺礼摆放厅堂的陈设用器。其他器物中，黑釉盏、碾子、锡壶为茶具，韩瓶为盛酒器，黑石子、漆盒疑似棋具，反映了宋代社会礼制中斗茶、饮酒、棋艺等风俗文化。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出土的高丽青瓷在中国国内发现较少，其拥有者非富即贵。大量铜钱则彰显了主人的富裕。因此，推测该窖藏坑的主人可能是宋代的富贵大家。

    第三，属于外贸商人。南宋与朝鲜半岛交往频繁，对外贸易繁盛，巍星路窖藏出土的高丽青瓷即是双方交流的实证，其中部分瓷器与上世纪70年代发掘的韩国新安沉船以及日本寺庙中的器物相类似。铜钱中的金国铜钱可能与对外贸易有关，底部墨书的白瓷小罐也与金国统治的北方港口出土产品类似。余姚历来占据水上交通要道便利，时为浙东重镇，是对外贸易的重要中转地，据此推测，窖藏主人也可能是从事海上贸易的商人。

    罗鹏还透露，考古人员未发现明确纪年证据，通过出土文物的地层堆积叠压年代，结合专家对出土的钱币、青瓷等文物的综合判断，初步确定余姚巍星路窖藏的埋藏年代是宋末元初。

    巍星路窖藏文物填补考古空白

    巍星路窖藏文物价值几许？

    罗鹏表示，本次考古弄清了窖藏坑的时代和埋藏情况，抢救了大批精美珍贵文物，收集了各类历史文化信息。余姚巍星路窖藏是宁波地区首次发现并实施发掘的窖藏，填补了宁波地域历史时期考古的空白，印证了余姚古城人文底蕴深厚，历史文化遗产丰富。出土文物种类众多，包含了青铜器、瓷器、漆器、铁器、锡器、石制品、木器、古钱币等八大种类，涵盖了宋代及元初社会经济生活的诸多方面。青铜器古朴典雅，纹饰细腻，胎体轻薄，工艺高超。瓷器窑口较多，特别是发现的高丽翡色青瓷净瓶除环形系残外，近乎完整，非常精美，档次较高，可能是高丽官窑器，国内外罕见。铜钱数量较多，时代跨度大，延续时间长，种类繁多，品相较好。大量出土文物增补了余姚地区宋代馆藏的缺环，为宋元时期青铜器、瓷器、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对这些器物的深入研究，将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宋代礼制、金融、贸易和冶金工艺，因而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

    出土文物有望明年新春展出

    据悉，目前，考古工作已进入室内整理阶段，宁波市和余姚市两地专业人员正在进行文物清理、样本检测、文物测绘、文物拍摄、资料整理等工作。此次出土文物级别较高，类型多样，材料属性复杂，涉及青铜器、漆器、木器、陶器、瓷器的脱水、修复等多种科技保护技术，为此文保部门将委托国内知名文物修复机构进行修复，并定制必要的保存设备和收纳锦盒。

    余姚巍星路窖藏自发现开始就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文保部门计划于2019年新春之际在余姚博物馆举办巍星路考古成果特展，向市民全面展示此次考古的重大发现。此外，文保部门还将继续进行考古成果的深入研究。

    记者 陈爱红 通讯员 何华军 文

    记者 周建平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