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晓霞近照。记者 崔引 摄

    从宁波服装七厂的纺织女工到全国人大代表，再到宁波维科家纺有限公司员工……来自江西的杨晓霞收获了很多人可能一辈子都无法体验的人生“厚度”。

    从赚钱回家到在城市安家落户，过更有品质的生活，再到“已经很少有人提‘出来打工’这个概念”……这不仅仅是杨晓霞的感受，更是这些年来外来务工人员生活、观念转变的缩影。

    1998年 压根不想背井离乡

    “当初心里压根就不想背井离乡。”时隔21年，坐在记者对面的杨晓霞回忆起当年为何选择外出务工，眼神有些恍惚，好像望穿办公室的玻璃墙就能回去问问当时的自己。

    杨晓霞是1998年从江西老家到宁波的。那年，她才17岁。

    为何要外出务工的故事，媒体上报道过很多次：家在江西农村，家中排行老二，为减轻家庭负担，初中毕业后单枪匹马出来“闯江湖”。

    到宁波后，她进入当时的宁波服装七厂，成为一名缝纫工。当时，别说手机，就连座机都不普及，唯有通过厂里的电话才能和家里联系。

    “每次谁家来电话，厂里就通过广播喊人。一拿起听筒，眼泪不由自主往下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致出现过三次“民工潮”：

    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乡镇企业蓬勃发展，大量农村劳动力向乡镇转移；

    上世纪90年代初，乡镇企业效益大不如前，加之城市粮食供应制度取消，农村劳动力开始涌入城市；

    到上世纪末，我国沿海地区成为国际制造业转移的重点承接地，劳动力需求激增，同时也开始了流动农民工数量的持续提高。

    无论是哪一次“民工潮”，无论呈现怎样不同的时代特点，归结个人身上，总带着些许“无奈”。对此，身为第三次“民工潮”中的一员，杨晓霞深有同感：“当时就想着来城市赚点钱，然后回家开家服装店。”

    2004年“最坏时代”走出来的外地工段长

    “既然已经出来了，那就安安心心干。”来宁波的头几年，每年回家过年，家人总是这样劝杨晓霞。

    刚来宁波那段时间，杨晓霞有很多不适应。“车间里基本是本地人，外地人很少，语言、习惯、文化种种不同，彼此之间很少有交流。”

    家里人劝的次数多了，她也就渐渐定下心来。

    就在杨晓霞进厂后几个月，宁波服装七厂进行改制，并入宁波维科集团。企业重组、改制，对很多人来说，可能是“最坏的时代”，“下岗”成了萦绕在很多人、很多家庭头上挥之不去的乌云。对杨晓霞这样的外来务工人员来说，却可能是“最好的时代”，效率被放到了重要位置，只要肯吃苦，总归有所获。

    在车间里，杨晓霞每天都比别人来得早，走得晚；交产品时，她总会把线头剪得干干净净，把产品叠得整整齐齐。

    2000年，杨晓霞在维科集团举行的技术比武中脱颖而出，获得第三名，之后她年年获得第一名。

    2003年，在宁波纺织系统缝工操作运动会上，她获得冠军，同时被评为宁波市“操作能手”。

    杨晓霞还逐渐摸索出一套独特的“杨晓霞质量法”，使得操作更加简便，产品更加美观，一年为企业创造几百万元的效益。这也成为国内家纺企业中首个以员工名字命名的质量法。不仅如此，杨晓霞还把自己的操作技能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同事们，先后带出400多名“徒弟”。

    2004年，公司成立成品二车间，任命杨晓霞为缝制工段工段长，同时管理四个小组上百号人。

    “那个时候，我给自己制定过很多‘小目标’，其中当小组长的目标没实现，因为直接当上工段长了。”从杨晓霞的语气中能够感受到，这或许是她来宁波后最开心的一段时光。

    2008年 千万外来务工人员“第一人”

    “一开始以为只是多了一项荣誉，没想到肩上扛起的是重担。”

    2008年，杨晓霞当选为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成为浙江省1000多万外来务工人员中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的第一人。

    在此之前，她还先后被评为“宁波市第二届十大外来务工明星”“宁波市劳动模范”，当选宁波市第十三届人大代表，并成为首批落户宁波的优秀外来务工人员之一。

    有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宁波外来人口（暂住人口）数量为75.25万人，到2008年已经飙升至359.62万人，平均每年增加35.55万人。

    外来务工人员成为城市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他们对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问题有自己的看法和需求，也需要有人帮他们把这些需求反映出来。杨晓霞工作的宁波，在改善外来务工人员生存环境和提高其社会地位上，积极性更高。

    时代把杨晓霞推上了更为广阔的舞台。“外来工落户”“实名制购票”“老年人免费体检”“学前教育立法”“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外来工社保全国转移”……当了两届全国人大代表，杨晓霞始终不忘初心。

    “10年来，看着自己提出的建议一点点被落实、改善，还是很有成就感的。”杨晓霞说。

    2017年 最欣慰的是邻居递过来的一碗热粥

    “经历那么多，保持健康的心态很重要。”

    说这话时，杨晓霞的脸上始终带着浅浅的笑意，语调一如既往的轻柔，但仍能从中感觉到她内心的纠结。

    “差不多从2010年开始，整个纺织行业开始走下坡路，而我也离开了曾经最熟悉、最擅长的生产一线。”

    不安感随之而来。“安全感”和“归属感”对外来务工人员，尤其是杨晓霞这一代外来务工人员而言很重要，因为他们比上一代有更执着的“城市梦”，他们不想做城市的“过客”，更倾向于长期定居。

    除了行业环境的变化，“随着年龄增长，孩子逐渐长大，自己的闯劲也不像以前那么足，更渴望一种安稳的生活。”杨晓霞说。

    “虽然说努力奋斗不该受年龄限制，但它终归有个最佳时期。”面对自己身上不那么“正能量”的变化，杨晓霞选择与之“和解”。

    生活看起来已经没有惊喜，但杨晓霞并不认为这样不好，因为她已经融入这座城市。有了宁波户口，不再抱着打工的心态，而是将工作视为一份工作，更重要的是“每年逢年过节，隔壁邻居总会端一碗热气腾腾的粥过来”。

    周末有空，杨晓霞还会带孩子去参加志愿活动。2017年，她加入了萤火虫公益服务中心。“这是一支由外地人发起组织的公益团队，现在也吸引很多本地人加入。”

    如今她已经卸下“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作为一个普通人，她已经很少接受媒体的采访。更重要的是，“我从来没去想过自己是一个农民工或外来务工人员。”杨晓霞说。在她看来，无论是哪一种称呼，一旦开始去想这件事，就已经把人给“对立”起来了。

    “现在大家对‘流动’已经习以为常，特别是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各行各业都有所谓的‘外地人’，人们已经不会去特别强调这种身份了。”杨晓霞说。

    记者 石承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