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国松

    “大妈——大妈——”前些天的南山路街头，有一个浑厚的中年男子声音，大声地朝我打招呼。我循声望去，定睛一看，原来是我的一位多年未见的小学同学。

    “大妈”是我小学同学给我起的一个绰号。绰号，又称外号、诨号，有善意与恶意之分。对于我的绰号，外人或许以为是一个“娘炮”味十足的恶意绰号，而我明白，它属于前者，那是一个善意的昵称。我们的少儿时代，几乎每个男同学都有一个绰号。同学之间都以彼此叫绰号以示感情亲密。即便是最初出于恶意的绰号，喊的时间一长，恶意的成分也慢慢消退，变得亲切自然起来。

    久违的绰号，准确地说是我十一二岁时“落下”的绰号，令我思潮起伏，将我带往遥远的少儿时代。

    那该是小学四五年级的光景，学校举行文艺会演，我们班也排演了一个小戏，“导演”自然是班主任，“演员”就拉上班里的四五个男女同学。依稀记得的剧情是“红小兵”（即以后的少先队员）放学后打猪草，送往生产队养猪场。如果照现在正规的说法，我还是“男一号”。小戏里，我发现一只猪的状态不太好，就有一句台词，焦急地朝女同学扮演的生产队女养猪员大喊一声“大妈——不好啦，有只猪生病了！”

    剧情中，这一喊，最终喊来了公社的兽医。让我始料不及的是，第二天班里的同学都嘻嘻哈哈的，在我面前一遍遍学着这句台词。不久，同班同学碰上我，自然而然地叫我“大妈”。那时候，我当班干部，人又比同龄同学高一截，由此在整个学校的“关注度”并不低。过了不久，全校同年级5个班的同学也像模像样地喊我“大妈”，且喊得很自然特亲热。

    多少年后的一个又一个静夜，当我缅怀少儿时代的往事，会琢磨起当初同学们为何送我这个绰号？我想，该是他们的好奇心使然，因为在我们这座浙东小镇，女性长辈的称呼压根没有“大妈”一说，那是同学们对新鲜事物的一种兴奋。有时我也会这么想，或许那天我的大声一喊，特有“艺术”感染力，给同学们留下的印象实在太深了。

    那时，公社的小学本部与初中的校园相邻。一天，读初中的三姐来找我，正好有一群同学从我们身边经过。她满腹狐疑地问：“刚才你同学叫你啥，大妈？”“没事，同学们都叫惯了，没恶意的。”我毫不介意地答道。当我将绰号的由头告诉三姐，她禁不住捧腹大笑起来。

    从小学升初中，尽管一部分同学已经辍学回家，放牛养羊去了，而大多数同学仍与我一块升了学。在初中，公社下面几个大队小学的学生，也升到我们公社所在地读初中。起初这些新同学还是规范地叫我本名。不久，受我那些小学同学的影响，也不由自主地叫我“大妈”。

    初中一年级起，我就喜欢上了作文课，几乎每一篇作文都被老师当范文。当范文的作文，词汇当然要比一般同学丰富些。有一次，语文老师当着许多同学的面说了句“国松啊，真是一个小词篓！”于是，同学们又给我起了个“小词篓”的绰号。这绰号文绉绉的，远没有“大妈”接地气。喊了一阵子，“小词篓”终究没流行开来，绝大多数同学依然习惯于叫我“大妈”。

    到了高中，同学来源就更纷杂了，但仍有不少小学起就成天混在一块的“铁杆”老同学。“铁杆”们有事没事见了我就喊“大妈”，而那些新同学呢，为了显示与我关系也很铁，也学着叫我“大妈”。不过，我渐渐觉得高中新同学喊出来的“大妈”，似是而非，有些“变异”。

    有一次，我特地试探了一位新同学：“你可知道‘大妈’的来历？”他不假思索地说：“你人长得又大又威猛，便叫‘大猛’呗！”到了高中最后一个学期，这个因长期口口相传而“变异”的绰号，居然在副校长那里也得到了“应用”。

    那时，我已分在文科班中，照当时普通高中的一般规律，全班将有两至三名同学有望考上大学。考过一次插班来复习的两位高一级同学，自然希望最大。老师们仍不甘心，还希冀从我们应届同学中考进一两个。于是，分管教育业务的副校长沈老师，亲自找我等几位“有希望”者谈话。一番语重心长告诫之后，沈老师最后说：“国松，同学们不都叫你‘大猛’吗，你要发挥‘大猛’精神，继续让成绩猛进，老师们都在看着你呢！”

    对于绰号，现代著名学者袁庭栋、刘大白等人都有过专门研究。我记得一位人文学者曾提出：“一个人的绰号，很有可能影响他一辈子，成为他的宿命。”

    白居易也有诗曰：“我亦定中观宿命，多生债负是歌诗。”这于我，似乎也有一点暗合。“大妈”的绰号，那是我接触戏剧的最初印记；“小词篓”的绰号，与我往后的文字匠生涯大有因缘。它们共同的标签就是“文艺、文化”。

    打从18岁起，我最大的业余爱好便是文学、民间文学的创作。钟情它们二十多个春秋，人到不惑之年，我遇上了一位知名作家。他坦诚地告诉我：四十岁不出名，想成为一位名作家的希望几乎为零。你就努力着成为一个博学的地方文化学者吧，这类人地方上永远需要，况且你在这方面基础扎实。请你记住，兴趣是年轻时玩的事，中年如果一事无成，那可是一辈子的事了！

    一事无成那可不行。于是，我在业余为文这一习惯上，以文学、民间文学为基础，转了一个新的方向：先从较为省力的地方文化研究上入手，以后又触及更为严谨的历史学、社会学、美学，甚至考古学等诸多方面。虽广种薄收，但常有触类旁通的快乐，十多年下来，学问还是有一点积累。偶也有小成果受大学者错爱，而我告诉自己：学海泛舟，他们是“博”，而我只能称之“杂”。

    话该说到南山路相遇的我的小学同学身上了。那天，因多年没见面，我一时想不起他的绰号，当他走远了我才想起来。是的，当年他也有一个经久不衰的绰号，叫“大礌盘”。或许也是一种宿命吧，他后来经营汽车运输生意，靠的是货车“大礌盘”南来北往日夜转，为他发家致富。

    望着老同学有点儿苍老的背影，我在心底亲昵地喊了一声：“大礌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