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7年4月20日，美驻宁波领事Thomas F.Pettus致美国助理国务卿James D.Porter一封信后所附“江北岸和宁波城地图”。 主要内容：图中标注了江北岸外国人居留地、外国人建筑、宁波城及各城门和城墙、宁波城厢与商埠地区周遭水道、渡口等多项内容。

    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规定，英国商民可在五口通商地租地建屋，永久居住。1844年中法《黄埔条约》第22款又规定，外国人在通商口岸买地建房，不受限制。从此，列强获取了在华通商口岸租买土地、建造房屋、永久居住的特权。外国人在各口岸圈划土地为居留通商地，这些地区日后的演变主要循着两条道路，一是成为有“国中之国”之称的租界，比如上海的英租界、美租界、公共租界，等等；二是演变成为“外国人居留地”，是指外国人已拥有一定特权但尚未成为租界的居留、贸易区域，其基本特征是没有租界限制，居留地的建设与管理有中国地方当局的参与。此种类型的居留地不多，主要是以宁波的江北岸为典型代表。

    从晚清到民国，江北岸外国人居留地完整地记录了近代宁波的历史变迁，体现西方先进文明的器物与设施都首先出现在这里，比如新式学校、医院、公司、领事馆、邮政局、银行、教堂、洋房、报纸、电灯、自行车、马路，等等。这与当时中国传统的城市形成鲜明对比，促使宁波人学习模仿，从而推动了宁波的现代化进程。此外，江北岸作为宁波人认识了解外部世界的一个窗口，它所传播的西方文化也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当地人的思想观念，许多在外面成就事业的宁波人，都是在家乡接受最初的文明洗礼后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

    有关江北岸外国人居留地的资料，现在可见的主要存于《筹办夷务始末》、《鄞县通志》、民国时期的地方报刊以及当代人译编的《近代浙江对外贸易及社会变迁》、《近代浙江通商口岸经济社会概况》和《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等书中，而西文档案至今鲜有发掘。现在，我们在“美国驻宁波领事报告（1853-1896年）”档案中辑录出一批有关清末江北岸的史料，涉及外国人居留地形成过程以及政治、经济、司法、贸易、民情、社会管理、卫生防疫等方方面面的内容。现仅列举数条如下：

    第一，有关外国人居留地形成过程。1844年元旦，宁波正式开埠通商，英国驻宁波首任领事罗伯聃与宁绍台道议定，圈划宁波府城江北岸为外国人通商居留地。继英国之后，美、法、葡、日、俄等国也援例在江北岸设立领事或副领事。当时外国侨民多居住在槐花树下至桃花渡之间的沿江一带。1861年太平军进攻宁波，城中官员绅民数万人涌入江北岸躲避战火。1862年1月13日，驻宁波的英国领事夏福礼（Frederick Harvey）、美国领事孟恩威理（William P. Mangum, Jr）、法国“孔夫子”号舰长M.Leonobry等在美国领事馆开会，订立协议，他们以保护外侨生命财产为借口，单方面划定江北岸外国人居留地的界址。在同一天中发布所签合议书，申明洋人所划保护之地界界址。同年8月间，法国领事爱棠（B.Edan）撤回原来的意见，提出划江北岸的一部分为法国专管租界的主张，但是遭到英、美、俄等国的反对，从而使法国开辟专管租界的计划未能实现。此后，江北岸一直成为外国人的公共居留地。美国领事报告中存有与上述内容相关的诸多历史文献，如英、美、法三国官员所签外国人居留地界址声明全文、孟恩威理因反对法领事要求建立专管租界一事与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的通信。

    第二，江北岸外国人居留地的社会管理。为了维持治安，江北岸于1850年即设立巡捕，由宁绍台道拨绿营兵勇8名，委任英人哥林监带。1864年，又设立巡捕房，巡捕人数增至40人。1880年制订的《宁波重设巡捕办事章程》规定巡捕房经费由中国方面承担，巡捕房负责人即督捕由宁绍台道任命。实际上，这意味着地方政府收回了警察权。关于巡捕房的管理、职责、权限、经费、日常活动等内容，在美国驻宁波领事报告中多有提及，如1887年新任美驻宁波领事Thomas F. Pettus在其报告中写道：“江北岸的警察权由道台掌握，他给巡捕房提供必要的活动经费（5000美元），委任曾在常胜军中任职的华生少校担任巡捕房督捕，并配备了1名洋巡长和1名本地翻译。巡捕房人数少，由2名本地巡长和8名本地巡捕组成，这一人数在冬季会增加，届时会再多雇佣10名巡捕。巡捕房的管辖权延及华人和‘无约国’外国人。经过申请，领事可以得到巡捕房的帮助，协同逮捕违法的本国侨民……”

    江北岸外国人居留地的行政管理权是采取中外联合执掌的方式，地方当局也实际参与了居留地的建设与管理。在美国领事报告中存有不少宁绍台道与英美法等国领事和税务司之间就居留地管理问题进行交涉的资料，同时也可与《鄞县通志》等书中所存相关史料相互印证。

    第三，江北岸外国人居留地的市政建设。19世纪80年代，江北岸成立了一个由浙海关税务司、两个外国商人、三位本地士绅以及巡捕房督捕组成的委员会，负责管理铺路、街道照明、疏通河道、卫生、消防等市政建设事宜，并设立由中外居民自发捐助的基金来维持日常开支。在美国领事的报告中存有对委员会工作事项和费用的详细记载，据此可以了解当年外国人如何引入西方的市政设施和公共卫生体系来开发江北岸，进而推动宁波的早期现代化进程。比如根据档案可知，在1886年，江北岸已经在道路上设置了79盏路灯，还有3盏备用，平均每月有21个夜晚亮着路灯；雇佣两名清洁工每天打扫街道，又花费11.2美元雇请18名劳工清理积雪、垃圾并整修道路，铺石灰；在当年3月，支付31.1美元雇人清理河道，此外每周清除河道口淤泥和垃圾；宰牛场受到严格监督，非经巡捕房查验，一律不得宰杀；通往盐仓门渡口的道路被拓宽和整修；巡捕房备有一辆消防车和三箱消防瓶，各华洋商铺不得多积火油，每个铺子每日所积不得超过四箱；此外，还有关于粪便清理、消毒防疫等公共卫生事项的管理活动。

    总而言之，江北岸外国人居留地虽然是近代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产物，但是它的存在对于近代以来宁波的历史进程产生过一些积极作用，其影响甚至辐射浙江乃至全国。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说，对它的研究将进一步深化我们对于中国近代租界史、城市发展史、区域早期现代化等诸多方面的认识，而这些也正是“美国驻宁波领事报告（1853-1896年）”中所存江北岸外国人居留地相关档案的学术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