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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宁波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成立。 图片由宁波市司法局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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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老娘舅在乡间地头调解是常有的事。 图片由宁波市司法局提供 |
过去,宁波乡邻间总是活跃着几位特殊的“亲戚”,被人们尊称为“老娘舅”,在民间纠纷中分辨事理、主持公道。改革开放以来,宁波人民调解工作蓬勃发展。如今,很多宁波人碰到矛盾纠纷都会首先想到找人民调解组织。无论是医疗纠纷还是邻里纠纷,无论是婆媳矛盾还是物业纠纷,找到人民调解组织,往往能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并较快平息争端。 如今,宁波共活跃着1.48万余名专兼职人民调解员,年平均化解纠纷10万多件,调解成功率在98%以上。 “新时代做人民调解,跟过去做‘老娘舅’很不一样。不能光靠个人在大家庭中的威信,不能只打感情牌,一定要以法律为基础。”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何凤瑛说。 从主要靠个人威信 到以法律为基础调解 碰到矛盾怎么办?很多“老宁波”的传统做法是找“老娘舅”。 “老娘舅”往往是大家庭中有威望、说话有分量的人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居住、生活方式的改变,光靠家族内的‘老娘舅’显然远远不够。而且,‘老娘舅’调解的不足也相当明显,特别是规范性不足,对权利的保障不够,有可能牺牲当事人的合法利益。”宁波市司法局人民调解处相关负责人介绍,人民调解是为宪法、法律法规所确认的一项基层社会组织调解的法律制度。 上世纪50年代颁布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暂行组织通则》首次在全国范围内正式统一了人民调解制度。后来因为种种历史原因,这一制度很长时间处于沉寂状态。改革开放以来,人民调解制度得以重新焕发生机。1980年,人民调解组织的建立被重新纳入到法制化轨道。 宁波坚持以地方立法为指引,规划和推进人民调解工作。2012年,宁波通过并实施了《宁波市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置条例》,是全国首部涉及建立和规范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的地方性法规。2015年6月实施的《宁波市人民调解条例》是全省首个此类地方性法规。 “新时代做人民调解,跟过去做‘老娘舅’很不一样。我个人认为,最大的不同是,不能光靠个人在大家庭中的威信,不能只打感情牌,而是一定要以法律为基础。”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何阿姨和好屋”负责人何凤瑛表示,以法律为准绳调解和专业化,是人民调解和传统“老娘舅”说事的最大不同。 过去,“老娘舅”主要负责家族内的矛盾调解。改革开放以来,人民调解的大门向公众敞开,越来越多的市民会首选通过人民调解来化解矛盾纠纷。“何阿姨和好屋”是海曙区首个以个人名字命名的人民调解工作室。何凤瑛感慨,调解范围和服务对象都越来越广。过去,“何阿姨和好屋”主要调解邻里纠纷和家庭矛盾,楼上漏水、婆媳矛盾占了多数;近年来,调解范围扩大到劳动争议、拆迁赔偿、股权纠纷等领域。过去主要服务本社区居民,现在除了辖区居民,租户,辖区用人单位工作的劳动者,远道慕名而来咨询的市民也络绎不绝。 宁波市司法局人民调解处这位负责人补充,人民调解不仅以法律和政策为依据,还将情理、公共道德和习俗应用到纠纷的调解中,不收取任何费用。在操作上具备简便、及时、经济、亲和的特点。 调解员并非单兵作战 背后有团队,有制度保障 何凤瑛13年来调解成功千余件案件,家庭矛盾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许家四姐弟关于拆迁款的纠纷就颇具典型性。 今年上半年,四姐弟中的小阿弟找到和好屋。据他叙述,四姐弟本来感情不错,这次矛盾的导火索是拆迁款。父母离世时,留下一套老房子,之前是小阿弟的婚房,后来用以出租。这回,房子要拆迁了,有200多万元的拆迁赔偿,这可是个不小的数目。家庭微信群里,大哥算了笔账,4个人平分,每人能分60多万元。 这下,小阿弟坐不住了:“房子之前给我做婚房,老爸去世前答应,以后这套房子归我。顾念情分,拆迁款我拿一半,你们3个人平分另一半。” “空口无凭,老爸又没留遗嘱,房子又没过户,凭什么就说你的啊!”其他兄弟姐妹有意见了,微信群里大家吵翻了天。 找到“何阿姨和好屋”时,小阿弟很颓丧,何凤瑛一边安抚他的情绪,一边讲起了法律规定。“房子没有过户,那就是阿爹阿娘留下的遗产。如果遗嘱,就按遗嘱来。现在,遗嘱、证据都没有,那就要按《继承法》来分配遗产,的确应该你们四姐弟平分。” 在何凤瑛的再三努力下,4个人最终同意平分赔偿款。事情本可告一段落,可没想到,在拆迁办签协议前,小阿弟提出:“房子是我做婚房时重新装修的,6万元装修补偿要归我。”“你有发票吗?”“单据有吗?”……4个人又吵开了。 何凤瑛只得耐心下来,分头背靠背调解,其他三人终于同意小阿弟多拿些装修补偿款。最后,何凤瑛带着调解协议书到了拆迁办,看着四姐弟签字捺印,各自拿到支票。终于给这起调解画上了句号。 为这事,何凤瑛先后当面做了8次调解,更和四姐弟在电话、微信中沟通了无数次。何凤瑛感慨,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好在,每个调解员都并非单兵作战,背后有团队配合,有宁波的人民调解制度为保障。 首席记者 王颖 通讯员 蒋秉盛 陆惠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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