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仿治

    实在记不清有多少日子没看电影了，可是，当年看电影的种种情状，却总在我脑子里挥之难去。浮现在脑海里的，全是露天电影。

    我看的第一场电影《罗汉钱》，是近六十年前的事。那时才十来岁，当时大碶堍头住着一支解放军部队，晚上常在公路边的操场上放电影。操场上人山人海，最前面坐地上的是小孩，然后是坐在凳子上的，再后面，坐着已经看不见了，就在地上站着看，而再后面的人，就不得不站在凳子上看了。当放映机开始转动，我的心也欢快地跳动起来。先是放幻灯，看着银幕上出现了一个大大的“静”字，字的右上方还有一个蓝色的月亮。然后放一条条的标语。幻灯片之后是新闻纪录片，片头总是发光的天安门。再接着，大人们说，要放正片了，我便正襟危坐。其实影片的故事情节我是不懂的，只知道唱起来很好听。后来我跑到银幕的后面去看，发现电影上面的人都用左手吃饭，觉得很奇怪。

    十一岁的一个夜晚，我在高塘看了《窦娥冤》。懂一点内容了，知道窦娥死得冤枉，所以六月里下雪了。但有一个镜头很可怕，夜里，做了大官的窦娥之父昏昏欲睡间，窗口飘进了窦娥的鬼魂，把她父亲的一卷公文翻了个顺序，将自己的案卷放在最上面，又飘出去了。回家时，望着黑魆魆的远方，就担心窦娥从哪里飘过来。

    后来在农村插队，三里路外的驻军每隔一礼拜十天，会派一名战士骑着自行车来村里，边穿过巷子边大声喊“夜里有电影”。于是快快吃好晚饭，扛上长凳，早早去驻地操场坐着等候。在那里，看过《第八个是铜像》、《卖花姑娘》和《渡江侦察记》。那时最纠结的是“换片”。因为，当时是附近好几个部队驻地用同一套片子，别处换下的片子，要快速送到这边来，叫“跑片”。比如看《红楼梦》，眼看放到宝玉即将结婚，大家正要陪悲凉的黛玉流眼泪，却换片了，等下一片送到，刚才流出的眼泪已经收了回去。

    恢复高考后上了大学。报到第一天刚吃过晚饭，就听外面大二的同学在呼喊着“去看电影”。原来学校附近也有一支部队，常放电影，我们学生都可以去观看。当时正值粉碎“四人帮”，许多诸如爱情故事、古装戏曲、香港电影、外国影片等曾在文革时被无理禁放的影片全解禁了，所以那部队放电影很频繁，最多时一周有三个晚上。隔壁物理系同学每天忙于做作业，看我们带着凳子鱼贯而出，羡慕得要死。我们虽然学习也紧张，但电影与文学关系密切，许多好的作品都有改编成电影的。观看《屈原》、《林冲》、《关汉卿》等，有助于古典文学的学习；观看《林家铺子》、《家》、《小二黑结婚》等，更加深刻地理解了现代文学有关作品；观看《巴黎圣母院》、《王子复仇记》、《悲惨世界》等影片，无疑也对学习外国文学有好处。我们为自己找了理由，就把娱乐当成了学习。此外，《小花》、《樱》、《啊！摇篮》、《庐山恋》等许多当时刚出的中国电影，以及《卡桑德拉大桥》、《罗马假日》、《四年三班的旗帜》、《流浪者》等一些非常精彩的外国电影，我们都能先睹为快。当时一高兴，我就把那个时段所看的电影都一一记了下来，后来一统计，这几年大学生活，居然看了二百六十多部电影。

    看电影常常是兴高采烈，但偶尔也会垂头丧气，那是因为有时老天不帮忙。电影放了一半，雨来了，放映员就用广播通知“今晚电影停放”。大家无可奈何，只得怏怏而回。经过隔壁寝室时，尽量避免让物理系同学看到我们落汤鸡的狼狈相。但有一次，那是1981年的5月，放的是印度片子《大篷车》。影片放到新婚之夜，苏妮塔忽然发现新郎拉詹正是杀害她父亲的凶手，就逃出洞房，在这紧要关头，却下雨了！是可忍，孰不可忍？广播通知了“今晚电影停放”， 已经有部队官兵站了起来，这时我们许多同学居然异口同声地呼吁“继续放下去”“继续放下去”。说不定在场的首长也在为苏妮塔的安危担忧吧，不一会，已停下的放映机果然又转起来了。于是，光束穿过密密的雨丝射向银幕，头发上的雨水流成小溪，近视眼镜不时被雾气模糊，等看完这部动人的电影，中山装和衬衫全湿透了。

    最后一次看露天电影是在1997年7月20日。那天我和几个同事去省教育学院进修，晚饭后散步出去，恰好文二街有露天电影《月牙儿》，这是根据老舍的作品拍摄的，我们就毫不犹豫地买了票进去观看。我边看电影边想，杭州这样一个大城市，有许多高档的电影院，为什么文二街的露天电影也有那么多的人来观看呢？

    转眼又过了二十年，好想再次看到露天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