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白水

    市舶司是中国古代对外贸易的管理机构，相当于现在的海关，其中，市舶是指舶来品的买卖。我国市舶司创置于唐高宗显庆六年（661）的广州，终结于清圣祖康熙二十四年（1685），被海关替代，持续时间长达一千多年。其中，在宋、元、明三朝最为兴旺，又在宋朝的制度和功能最为健全。

    宁波市舶司的设置，开始酝酿于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四月，那时朝廷曾将设于杭州的两浙市舶司先移驻到定海县城，即现在镇海区的招宝山街道的甬江口，后又移驻到宁波城东南的奉化江边上。宁波的市舶司正式成立于北宋初期的真宗咸平元年至二年（998－999）间，并一直延续到元朝末期的顺帝至正二十五年（1365），历经了宋和元这两个朝代的三百六十多年。在这两个朝代里，现在的宁波曾先后被称为明州和庆元，本文为了叙述上的方便，一律称为宁波。

    宁波市舶司的设置时间，虽然晚于广州市舶司三百三十多年，也比两浙市舶司迟了近二十年，但它的发展速度和重要地位，却立即脱颖而出。在设置后仅四五年，即宋真宗咸平年间（998－1003），朝廷再次下诏规定，宁波与杭州、广州三市舶司并列为宋朝对东南亚诸国蕃商贸易的登记机构，因而宁波成了对外贸易的重要集散地。到了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八月，朝廷再次规定：非明州市舶司而发过日本、高丽者，以违制论处。此时的宁波市舶司，又成了宋朝对高丽和日本贸易的唯一管理机构，独占宋朝外贸半边天，直至南宋结束。

    在元朝，也基本上保持了这样的格局。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元朝政府在攻取南宋都城临安之后不久，先后在泉州、宁波、上海、澉浦、广州、温州、杭州等设置了市舶司，但在元世祖至元三十年（1293）四月和元成宗大德二年（1298），又先后将温州和上海、澉浦三个市舶司并入宁波市舶司，这无疑突显了宁波市舶司的地位。后来，经过四次短暂的禁止海外贸易后，到了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七月，元朝政府复立了泉州、广州和宁波三地市舶司，自此这三个市舶司一直是元朝重要的对外贸易管理机关，而宁波的市舶司更成了整个江浙地区海外贸易的唯一管理机构，并一直持续到元末顺帝至正二十五年（1365），撤销宁波市舶司为止。

    为什么宁波的市舶司，如埋地的明珠，一旦出土便是光芒万丈呢？这是与宁波的三个优越条件所紧密联系的。

    宁波有个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它处于我国从北到南漫长海岸线的中部，外有舟山群岛挡风阻浪，是个天然良港；北上可通高丽、日本，又有季风助推，来往航程不过半月，速度极快；南下可接东南亚、阿拉伯，乃至远及印度洋西岸的非洲诸国；对国内，又可通过甬江、姚江，经过浙东运河，连接京杭大运河，进入中原，沿途直达南宋京城杭州、北宋京城开封和元大都北京城，交通运输十分便捷。东南亚、阿拉伯诸国，宁愿舍广州、泉州之近，而取宁波之远，其原因之一，可能是看上这条便捷的内陆运输线。

    宁波是个富庶之地，特别在唐末和五代以来，中原军阀连年混战，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而吴越统治的两浙相对安定，休养生息，宁波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即使在南宋末期元军大批南下的改朝换代战争中，江浙之地也是受战争影响较小的地区，宁波经济仍然保持着较好的发展势头。这些都为对外贸易提供了丰富的物产商品和扎实的经济基础，如宁波盛产多种药材，可供出口的就达31种之多。

    宁波的造船业非常发达，是中国舟船文化的发详地。在唐代，宁波已经是全国重要的造船基地之一。到了北宋后期，三江口设有官营造船场，史称“四明船场”或“明州船场”，船场总部设在旁边的战船街。当时，年造船达600艘，居全国之首。在镇海甬江口的招宝山下，也设有大型造船工场，多次出色完成为朝廷大员出洋所需的大型“神舟”的制造任务。宁波的市舶司也设有直属造船工场，更是直接保证了出洋商船的打造能力。这种发达的造船业，一直延续到清代。当时宁波为提供造船主材，以致附近的樟树几被砍尽绝迹。

    所以，宁波有此三大优势，必成对外贸易要冲，市舶司设置重地。

    宁波的市舶司看似属于经济领域的对外贸易管理机构，却深受国家内政外交等政治因素所制约而兴衰起伏。

    有三百十九年历史的赵宋王朝，依次遭受着辽、金、元的军事威胁，这是两宋时期最大的政治，也是宁波市舶司在这一期间兴衰曲折的最大原因。北宋初期，自宋太宗两次北伐失利后，宋朝对北方辽国的军事对峙完全处于守势；随后辽国又控制了高丽，更使宋廷对高丽的商贸有了担忧。于是，在真宗天禧五年（1021）至仁宗天圣三年（1025），朝廷停止了与高丽的贸易，第一次废除了宁波及杭州、广州的市舶司。

    在这种严峻的军事势态下，高丽国的战略地位就显得至关重要，深受敌我双方的重视。由此而调整对高丽的政策和策略，就直接影响到了宋丽的贸易和宁波的市舶司的正常运行。在北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朝廷实施王安石变法新政，推行“联丽制辽”策略，宋丽贸易十分红火。但到了元丰八年（1085），神宗驾崩，哲宗继位，罢安石，废新政，推翻了“联丽制辽”策略，由此直接导致了杭州、宁波两市舶司于哲宗元祐五年（1090）第二次被废除，直到徽宗崇宁元年（1102）才被复置，废除时间长达十二年。

    南宋高宗建炎初年，金兵南下，“所过燔火一空”，两浙不少市舶场务遭到破坏，朝廷于是在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三月下诏，将杭州、宁波两市舶司降格为市舶务。在宋恭帝德祐元年（1275）五月，元军兵临京都杭州城下时，宋恭帝被迫下诏：“罢市舶分司，令通判任舶事”。宁波市舶司又被废除。

    但从另一方面看，随着北方辽国的南下，也扩大了宁波港和宁波市舶司的地位和作用。据《宋史· 高丽传》记载，“往时高丽人往反皆自登州，七年（即宋神宗宁熙七年，公元1074年），遣其臣金良鉴来言，欲远契丹，乞改途由明州诣阙”。高丽提出的这个要求，也符合当时宋朝的意愿，遂被批准。自此，宁波港才成了宋丽贸易的主要通道。

    在元朝，影响宁波的市舶司兴衰的外交政治，主要是中日两国的紧张关系和倭寇在我国东南沿海的侵扰。元朝的四次禁止海外贸易和四次废除宁波的市舶司的“四禁四废”，其中的两次是与日本及倭寇有关，另外两次是由元朝的内政调整而引起。

    元世祖忽必烈很有野心，他不满足于对南宋的征服，曾多次向海外大规模用兵扩展。这些向海外用兵，光从定海（即镇海）、宁波出发的就有三次。在世祖至元十一年（1274）与世祖至元十八（1281）年，两次派大军从定海泛舟东渡，征讨日本；在世祖至元二十九年（1292）六月，又派大军在宁波“登舟涉海”，远征爪哇国。这些战争，不但将宁波港由原来的贸易港变成了军港，而且加重和引发了与日本和爪哇国的紧张关系。在这些战争期间，为了防止被征国利用外贸以商为谍窃取情报，元朝政府就实施了 “一禁一废”，到世祖至元三十一年（1294）十月，“成宗诏有司勿拘海舶，听其自便”才予结束。

    元成宗大德七年（1303），以“禁商下海”进行了“二禁二废”，到武宗至大元年（1308）二月，“整治市舶司事”后而开禁。

    在元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混杂于日商的倭寇与元朝官吏争吵，制造了焚掠宁波府城的事件。又在元武宗至大二年（1309）正月，再次发生更为严重的冲突事件，“岛夷岁以土物互市，郡境吏卒侵渔之，不堪其忿，持所赍硫磺等药火城中，官府、故家、民居几尽”。不仅这样，倭商还在大白天手持利刃，杀害宁波官吏和百姓。这些事件，给宁波城和市民们造成了深重的灾难，震惊了朝野上下。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十月，江浙行省再次上奏要求加强宁波城区治安和沿海防御；枢密院官员也认为：“庆元与日本相接，且为倭商焚毁，宜如所请”。这可能就是导致“三禁三废”的重要原因之一。三年后，到了仁宗延祐元年（1314）七月，“诏开下番市舶之禁”，才解除海禁，复立宁波市舶提举司。

    第四次禁废，是从元仁宗延祐七年（1320）四月，以英宗“罢市舶司，禁贾人下番”开始，以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三月，“复置市舶提举司于泉州、庆元、广东三路”而结束。

    这断断续续总共十二年的“四禁四废”，对宁波市舶司的兴衰还是有蛮大的影响。

    元朝的宁波市舶司，最后是在元末顺帝至正二十五年（1365），也即元朝灭亡的前三年被撤销，这可能与朱明大军压境、方国珍义军占领沿海、元王朝岌岌可危的政治局面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