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穰帖》局部

《秋兴八景图》（其一）

董其昌在《行穰帖》所题跋文

    “丹青宝筏：董其昌书画艺术大展”日前正在上海博物馆举行。此次展览规模盛大，展品以上海博物馆的藏品为主，同时向北京故宫博物院、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等海内外15家重要收藏机构商借藏品，遴选董其昌书画艺术品及与他相关的艺术品共计154件（组）。整场展览将延续到2019年3月10日。

    另悉，作为此次大展的一部分，目前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王献之《鸭头丸帖》卷已经登场。另外，1月23日起，赵佶《雪江归棹图》卷也将与大家见面。需要提醒的是，其中一些展品如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卷（《剩山图》）、（传）惠崇《江南春图》卷、倪瓒《六君子图》轴等将于1月20日撤展。

    此次展览规模大，范围广，珍品多

    晚明杰出的书画大家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号香光、思白、思翁，原籍上海县（今上海闵行区马桥），后徙居华亭（今上海松江区）。万历十七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卒后谥“文敏”。

    作为中国书画史上承前启后、影响巨大的一代书画大师，董其昌集前人之大成，洞察画坛时弊，以禅喻画，倡导“南北宗论”，并在实践上充分加以印证，创中国文人画理论史上又一高峰，翻开了文人画创作的新篇章。

    据悉，上海博物馆团队为本次大展精心筹备数年之久，并得到了美国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波士顿美术馆、史密森学会赛克勒美术馆、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日本的东京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东京国立博物馆、大阪市立美术馆，我国的故宫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天津博物馆、吉林省博物院、安徽博物院等的慷慨支持。由此也可见筹展殊为不易。

    据悉，本次展览由“董其昌和他的时代”“董其昌的艺术成就与超越”及“董其昌的艺术影响和作品辨伪”三个部分组成，旨在较好地呈现艺术性、经典性与学术性的统一。正如策展人、上博书画部主任凌利中所说的，他们要完成的是在美术史上留名的学术展览。

    展品包括传世所见董其昌最早画作（《山居图》扇；35岁）至绝笔（《细琐宋法山水图》卷；82岁）跨度长达48年间的创作，且尽可能涵盖其各时期代表作，如早期的《燕吴八景图》册，中期的《昼锦堂书画合》卷，盛期的《秋兴八景图》册、《栖霞寺诗意图》轴，以及晚期的《行书裴将军诗》卷、《关山雪霁图》卷等，旨在较全面地展示董氏的艺术成就，还原其艺术探索历程。

    董其昌不仅精通书画技艺和理论，鉴赏方面也是高手，坐拥不少顶级藏品，如王羲之《行穰帖》卷、怀素《苦笋帖》卷、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图》卷、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卷（《剩山图》）、倪瓒《六君子图》轴等，这次也都有展出。

    名帖《鸭头丸帖》《行穰帖》卷参展

    董其昌从17岁开始学习书法。他自述“余十七岁时学书，初学颜鲁公多宝塔，稍去而之钟、王，得其皮耳。更二十年，学宋人，乃得其解处。”可以说董其昌的书法以王羲之和王献之为根基，融合了晋、唐、宋、元的书风，开一代书风。

    专家认为，董其昌的书风以“二王”为宗，流畅潇洒、飞动多变，尤其是从王献之书风中可见相当影响。

    王献之的遗墨保存很少，上海博物馆所藏《鸭头丸帖》是其行草书代表作，也是上博馆藏晋唐墨迹中极为珍贵的一件，目前正在展出。

    “美国藏中国书法第一名品”——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所藏的唐摹王羲之《行穰帖》卷之所以出现在此次大展中，也与董其昌密切相关。

    学者们普遍认为，世上已无王羲之真迹，目前公认的唐代摹本最为珍贵，而唐代王羲之书法摹本存世仅九卷，西方收藏的唯一一件，便是这件《行穰帖》。因其质量高，被视为极为重要的杰作。

    历代学者对它进行了广泛研究，其中一条重要线索便是它上面留下的大量钤印、题跋。首先值得留意的，是宋徽宗的钤印以及“北宋内府图书之印”——北宋时期，这件《行穰帖》摹本曾是宋徽宗的秘藏珍品，并列入他的法书著录《宣和书谱》。当然，最多的钤印还数乾隆。

    此外，历代许多著名鉴藏家的名字都在其中：项元汴、韩世能、吴廷、李经迈等，还有张丑、汪砢玉、詹景凤、陈继儒等都曾过眼此帖。卷中最后一段跋便来自张大千。

    董其昌是经手《行穰帖》的一位重要人物，从题签中可知，他与友人——明代文学家陈继儒、大古董商吴廷曾同赏此帖。他不仅留下小楷题签“王右军行穰帖”，更在卷后作了释文和三段跋文。他以苏东坡的诗句为跋，对此摹本不吝赞赏：“东坡所谓‘君家两行十三字，气压邺侯三万签’者，此帖是耶？”

    此次《行穰帖》在国内展出极为难得，以此为元素的海报招贴，在开展前就早早在上海博物馆外墙醒目亮相；在展览中也是人气极高，据说排队看此卷是常态。记者得知，《行穰帖》为全程展出，也就是说一直展出到3月10日。

    “笔墨论”影响文人画三百年

    回到绘画，在南北宗论里，黄公望是“南宗”画家中的核心之一。董其昌学画即从黄公望入门，毕生推崇追摹，曾收藏过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卷（《剩山图》）。

    而“南北宗”的倡导者正是董其昌。从晋唐到宋元，中国绘画经历了从客观的写真之境到主观的写意之趣的漫长旅程。走到明代，新的转变开始出现。

    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有一则画论：“以蹊径之怪奇论，则画不如山水，以笔墨之精妙论，则山水决不如画。”提倡用笔墨来表达意境，提出了著名的“笔墨论”。

    董其昌提倡用摹古代替创作，又以禅宗的南北派比附绘画。虽处处讲摹古，但他并非泥古不化，而是脱其形式，自成风格。代表他的创作进入成熟期的作品，最著名的便是《秋兴八景图》。“你看他那时所画的山水，看不出是哪里的山哪里的水，画中没有地理特征，那是他心中的山水。”策展人凌利中说。

    上海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徐建融告诉记者：“（董其昌）将笔墨从丘壑中完全抽象独立出来，成为一种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绘画语言，意味着文人画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

    董其昌的画作及画论对明末清初画坛影响甚大。其后，清四高僧、四王吴恽、金陵画派、新安画派乃至晚清近三百年的画坛，大都在其理论影响之下成就，形成了一个群体性的文人画创作高潮。

    记者 陈晓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