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罕的父亲胡樾 受访者供图

    近几日，不断有市民前往宁波开明街鼠疫遗址悼念。这群来自各地的人们，说的话语不一样，但都表达了一个意思：不忘历史，牢记伤痛，更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

    10天里，

    他失去了4名亲人

    “这两天，我在联系同为细菌战幸存者的华姓兄妹，准备一起在清明节假期去开明街鼠疫遗址悼念。我们年纪都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可我还是想去。”83岁的退休教师胡鼎阳说。

    胡鼎阳是1940年宁波鼠疫细菌战的幸存者，那年10月，在短短10天内，他失去了4个亲人。那段煎熬的时光，更是如梦魇一样折磨了他的一生。

    日军飞机飞过，撒下致命病毒

    胡鼎阳现住在鄞州划船社区，家里不大，堆满了各种资料，很多是与细菌战相关的文字和图片。

    “你看，这是我们大家庭最后的合影，多幸福。”胡鼎阳指着一张照片对记者说。

    这张照片拍摄于1937年春末夏初。当时，胡鼎阳远在北京的小爷爷专程来宁波探亲，一家人到照相馆拍照留念。照片里，一家人衣着体面，神色从容和悦。

    胡鼎阳的小爷爷是北京一家大印刷厂的经理，胡鼎阳一家生活也比较富足，在寸土寸金的开明街有三间店面房，两间出租，一间自家做生意。

    但这一切，在1940年10月27日下午2点多被改写。当时，胡鼎阳年仅4岁。他从事后的调查和对史料的钻研中得知：那是日军飞机第二次朝着自家所在的开明街俯冲而来，撒下淡黄色混浊尘霾，包括麦粒、粉尘、药棉球、跳蚤等。空投持续了不到10分钟。

    当时，大家虽然恐慌，但空袭过后也未在意。当晚，一场秋雨来袭，大家发现到处都是从未见过的带血色的小跳蚤。后来才知，那是吸食了侵华日军731细菌部队在哈尔滨用人体培养出来的携带鼠疫杆菌的跳蚤。

    3天后，胡鼎阳家楼下豆浆店的店家夫妻都死了，他的爷爷胡世桂也出现头痛、恶寒高热昏睡的症状。家人急忙叫了三轮车把胡世桂送到当时的鄞县中心卫生院，医生诊断患的是恶性疟疾传染病，立即住院隔离治疗。

    直到11月5日，经当时国际鼠疫细菌学常规检验程序，才确定为鼠疫疫情。

    “那几日，整个街巷的房子里传出的都是撕心裂肺的哀嚎声。”胡鼎阳说，“凄厉的哭声从此烙印进心里，不敢忘，也不能忘。在深夜，在独处时，总会从记忆深处浮现，在耳边响起。”

    包括日本律师在内的不少人曾问他：“你当时才4岁，怎么记得这么清楚？”

    “细节我自然是不记得的，可是，那哭声，痛苦，我一直记得。我后来花几十年去调查、收集材料，就是想搞清楚当时发生了什么。”胡鼎阳告诉记者，在调查过程中，一位幸存者说，自己当时只有两三岁，但家人因鼠疫而疼痛难忍、紧紧咬着枕头的那一幕，一辈子都忘不了。

    10天里，他痛失4个亲人

    1940年11月1日，胡鼎阳16岁的姑姑和7岁的小叔也出现头痛眩晕、畏寒发热症状。一家人吓坏了，第二天清早，全家6口人乘小船逃到鄞县陈婆渡的乡下老家。当天中午，胡鼎阳的姑姑全身发烫、红肿，神志不清，一会儿就去世了。“我们把姑姑草草安葬在老家附近的河塘边。又隔了一天，小叔也死了。”

    “11月2日，阿姑胡仙菊遇难，17岁；11月3日，小叔胡贤庆遇难，7岁；11月6日，阿爷胡世桂遇难，58岁；11月11日，阿娘胡陈氏去世，47岁……”胡鼎阳指着照片，声音哽咽，，“10天里失去4个亲人。这是怎样的痛啊？！”

    11月5日，确定传染病为鼠疫疫情后，胡鼎阳和母亲被带到隔离医院治疗，注射鼠疫菌苗。

    11月下旬，经确诊未发作鼠疫，并在注射预防鼠疫的防疫血清后，大家被释放出来。胡鼎阳和母亲、大叔胡贤忠得以死里逃生。

    据史料记载，共有112人死于此次鼠疫疫情，不少人家全家遭难，成了“绝户头”。

    开明街被付之一炬，他的家没了

    为控制疫情，1940年11月30日，当时的鄞县政府忍痛烧毁疫区的所有房屋，开明街被付之一炬，胡鼎阳家也化为灰烬。

    出事前的胡家，是和乐的殷实之家。日军飞机飞过，很多亲人没了，家也没了。母亲带着胡鼎阳去外祖母家住下。“我记得，当时自己一个人，经常不知不觉又绕回鼠疫场一带看看。”胡鼎阳说。

    宁波沦陷后，一家人去北京投靠小爷爷。但小爷爷因病去世，北京也待不下去了。 胡鼎阳7岁那年，一家人回到宁波。“为了养家，我父亲摆摊卖皮鞋垫。可城市沦陷了，大家糊口都难，哪有心思买鞋垫。后来，父亲又经人介绍去做其他工作，每月工资是30斤大米。30斤大米要养一家三口，你想想，有多难。”胡鼎阳说，生活的重担压垮了父亲的身体，1945年8月，父亲早早就去世了。

    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

    新中国成立后，胡鼎阳当了中学教师。“退休后，我就想，自己作为鼠疫的幸存者，应当利用晚年时间为死难者做些事。我成了鄞县退休教师协会爱国主义讲师团的一员，到学校作报告，让孩子们铭记这段血淋淋的历史。”胡鼎阳说，特别是2003年老伴去世后，他更是一心扑在了收集这段历史的资料和还原这段历史的真相上。

    胡鼎阳的大叔胡贤忠作为鼠疫幸存者，曾几次前往日本，在法庭上控诉细菌战的法西斯暴行。“这本小册子是我写的，正如册子的名字——血泪未干，这就是细菌战给我们留下的伤痛。”胡鼎阳指着一本书说，自己虽已年过八旬，但这几年一直都没闲下来，一直在为写一本专门关于细菌战的书而忙碌。

    “这段历史，我不敢忘，也忘不了。”胡鼎阳说，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有更多人了解这段历史，牢记伤痛，更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

    “这是一场

    众志成城的悲壮抗战”

    前两天，受父亲胡樾之托，宁波市民胡罕来到开明街鼠疫遗址纪念碑前，献上了一束花，默哀悼念。胡樾当时是防疫队员，参加了开明街鼠疫的防治工作。

    “我父亲亲历了宁波开明街鼠疫的防治工作，他让我代他到这里祭奠一下，为了当年那些无辜枉死的生命，也为了那段不能被忘却的历史。”胡罕说。

    百岁老人的回忆录详述了那段经历

    “我父亲如今住在杭州，今年刚好100岁。前不久，由父亲口述、大哥胡畏整理的回忆录成稿了，里面详细记叙了父亲当年在宁波防治鼠疫的往事。”胡罕告诉记者，父亲让他把回忆录送来宁波时，还嘱咐了一句“清明节，去那里悼念一下吧”。

    胡樾当时在浙江省卫生处工作，后被抽调入医疗防疫总队第二路大队驻浙第17分队。

    1940年10月4日和10月27日，日军分别对浙江衢州、宁波（当时为鄞县）两地发动细菌攻击，造成两地鼠疫爆发。根据命令，胡樾在分队长叶树棠的率领下，赴宁波开展鼠疫防治工作。

    “这是一场众志成城的悲壮抗战”

    当时，胡樾和一位女医生被安排负责检疫工作，解剖由专职人员从疫区捕捉来的鼠类。

    在回忆录中，胡樾说：“这项工作危险系数很大，触碰疫鼠便有被感染的可能，我们不敢掉以轻心，身穿防疫服，从头武装到脚。每一天，我们都要解剖近百只鼠类，工作量很大，一天下来，常累得连吃饭的筷子都捏不住。在解剖了大量的鼠类后，检疫本上那一连串的数字告诉我们，没有被感染的疫鼠。这个结果也证实了一个事实，宁波历史上从没发生过鼠疫，这次鼠疫系日军细菌武器攻击所致！”

    “随后，我们全力投入注射预防疫苗和疫区消毒工作。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注射人数达到了3万多人，其中重点人员注射了两次以上。此时，中央卫生署又增派军政部第四防疫分队第一队高惠民率队员前来驰援，携带可供17000人使用的鼠疫菌苗一批，供当地驻军使用。这些菌苗，在宁波鼠疫防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1月24日，军政部第四防疫分队第一分队离甬赴衢州，临行前建议焚毁开明街疫区以绝后患。

    在11月25日召开的第17次防疫工作会议中，政府作出了“破釜沉舟扑灭鼠疫，焚毁疫区房屋”的决定。

    11月30日晚7点，开明街被付之一炬，4个小时后大火熄灭，昔日繁华的开明街成为一片冒着余烟的焦土。

    胡樾在回忆录中说，宁波鼠疫的扑灭，是以付出100多条生命、焚毁开明街5000平方米疫区为代价，取得根绝鼠疫流行的结果。“它不仅是一场公共卫生方面的防疫案例，更是一场众志成城的悲壮抗战。”

    记录这段历史，警示后人

    胡罕说，后来父亲离开宁波，又前往衢州进行鼠疫防治工作。1942年4月，父亲离开衢州后，出现头痛、发热、四肢酸痛的症状，脚掌出现皮下出血，皮肤变成黑紫色，并逐渐向上蔓延，这正是鼠疫的典型症状。万幸的是，向上蔓延的黑紫色停在了膝盖下方，但一双小腿从此留下了永久的黑紫色。

    胡罕告诉记者，父亲晚年几次来宁波，重走开明街。“前几天，他还跟我说，他是尽了一个防疫工作者应尽的职责，为抗击日军细菌战贡献了一点力量。如今，回忆录也出来了，可以将当年那段历史原原本本地告诉后人，他也就安心了。”胡罕说，每年清明，父亲总会嘱咐他，只要有空，就到纪念碑前祭奠一下。

    记者 王颖 王思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