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人彪

    每天早上到达办公室，打开播放器，歌声骤然响起，如春意盎然回荡在心田。

    其实，我对音乐的领悟能力是很差的。唱歌吧，可能跑调跑到非洲去；跳舞吧，三步四步稀里糊涂，总是踩不准乐点，害得对方无所适从。但尽管没有一双“音乐的耳朵”，却不妨碍我一厢情愿地喜欢音乐，喜欢听歌。

    人的一生，终究会错过很多东西的，比如我与音乐。小学毕业时，班主任老师挑了班上七八个同学去中学面试，其中有我。那天阳光灿烂，路过田间稻穗正饱满，散发着淡淡的馨香。中学教音乐的老师比十二三岁的我们高不了多少，胖嘟嘟的。她站着，一脚踩风琴，双手在黑白的琴键上叮叮咚咚地来回，让同学们一个一个地过。

    轮到我，老师问，你会唱什么？我摇摇头，想不出自己会唱什么歌。老师又问，《东方红》会吗？我点点头。是啊，我怎么忘了？每天清晨广播里的第一首乐曲就是《东方红》，我跟着哼过不知多少遍的，当然，小学的音乐课也教过的。老师奏过门，我和上去唱：“东方红，太阳升……”好，只唱了一句，就被老师叫停。开学时，我去了六班，与八班（文艺班）擦肩而过。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台湾校园歌曲风靡大陆。肩头斜挎一支吉他，在低沉浑厚、富有节奏的“嘭嚓嘭嚓”中自弹自唱，“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那个潇洒“范”，不知让多少青年男女心仪，20岁的我也毫不例外。有一天下班，我向同事借了吉他带回家，向母亲提出也要买一把的恳求，母亲不同意。那时，一把吉他要40多元，是我当时一个半月的工资收入。如

    果放在现在，孩子愿意学一两门才艺，又有哪个家长会不支持、不愿倾囊不出的？但那时候，要从牙缝中省出40多元钱，也确实不易。我很委屈很无奈，一个人跑到树木葱茏得近乎阴森的跃龙山上，躺在烈士陵园平台的石条凳上。林木深处一两声夜鸟的啼叫、小风拂过树梢的飒飒声，以及白得寒气逼人的月光，仿佛都有意配合着我的心灰意冷。

    1994年1月，我初到深圳打工，有一次在街上与一老乡邂逅。他好像是音专毕业的，家乡总工会、文化部门组织举办一些文艺晚会，都有他参与筹划的身影。他带我到OK厅。那时内地离流行卡拉OK还有待时日，我也根本不知道卡拉OK为何物。他为我点了一首《一剪梅》。我登上台，眼前是不停旋转变幻的彩灯和幽暗的大厅四周一簇簇光怪陆离的人群，音乐起，我一下慌了手脚，只念了“真情”两个字就落荒而逃。

    但人总归是有情结的，情结不散，心爱不去。后来我回到内地，在一家化妆品营销公司工作。悠闲的晚上，我就会坐在电视机前，不追剧，不问体育，不看综艺和时事，那时没有音乐频道，我盯住地方台的“点歌台”节目，听歌，一个钟头一个钟头地听，反反复复地听，仿佛遇见了知心朋友，绵绵相守，忘却时光，一直听到深夜时分瞌睡来袭。如此，日复一日，月复一月，漫漫长夜，歌声相伴，一腔背井离乡的愁绪，也因此暂时淡了、散了……

    现在，每当熟悉的旋律和歌声响起，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怀念那段颠沛流离的日子。

    时光有你，岁月静好。俗世的生活已使我们的情感变得越来越僵硬、粗糙，只有音乐和歌声的浸泡，才能复归柔软，依然如初！

    歌声动听，在同一楼层的办公区飘荡。陆续前来上班的同事们经过，免不了和我打声招呼，是歌声迎接我们开始了新的一天。

    世界上的浪漫有很多种，听歌成痴也一定可以入列其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