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记忆”——纪念宁波解放70周年座谈会现场。 记者 杨辉 摄

    70年前的今天，宁波城区迎来了解放大军，市民纷纷走上街头，欢庆日月换新天。从此，70年光辉历程开启，人们的生活日新月异。不忘历史，不忘初心，5月23日下午，“红色记忆”——纪念宁波解放70周年座谈会在宁波日报报业集团举行，来自中共宁波市委党史研究室、宁波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宁波大学等单位的专家以及亲历宁波解放的老同志、亲历者的后人等社会各界人士齐聚一堂，共话当年的烽火岁月。与会人员从不同的视角出发，最终都表达了相同的一点：“我们要讲好这段历史，讲好过去的光辉岁月，让现在的年轻人明白我们这座城市是怎么走过来的，从而在名城名都建设中更有力。”

    两组系列报道

    主题突出史料翔实

    从本月初开始，宁波日报报业集团都市报系旗下的《宁波晚报》《现代金报》各自开出大型专题报道“宁波解放70周年·重走宁波解放路”和“红色记忆·见证东方港城与共和国的新生”，这两组持续一个月的系列报道以“全城寻找红色记忆”开篇，引起了广大市民的关注，之后的一篇篇文章中，有亲历解放的革命者回忆当年的经历、缅怀牺牲的烈士，有革命者后人对前辈的追忆，有“英雄三号”的传奇故事，有解放次日守护天一阁的亲历，等等。

    “这两组报道主题突出，史料翔实，几乎每篇报道都附有历史照片，我看了感到很亲切，我身边的离退休老干部们对这些报道也都表示赞赏。这次报道由宁波日报报业集团都市报系联合中共宁波市委党史研究室、宁波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共同推出，效果很好，在社会上取得了良好影响，是一次成功的尝试。”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副会长王慕洲说。

    “老宁波”乐承耀教授出生于1944年，退休前是宁波市委党校科研处处长。他说：“这两组报道我也关注了。宁波解放的时候，我还很小。10多岁时，我在三一中学（宁波三中前身）读书，学校的杨连昌老师经常给我们讲革命故事，他的儿子杨家驹是我的学长，不仅学习成绩优秀，还在校内外开展进步学生运动，那时候杨老师家经常聚集着一些进步师生。我记忆中有很多零散的关于宁波解放的记忆，这次《宁波晚报》《现代金报》的报道，把我那些零散的记忆聚集起来了。”

    乐承耀还说，宁波解放当天，全市各中学共2000多名师生集聚在体育场，抬着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巨幅画像，举行盛大的欢庆游行。“这两幅巨幅画像，就是杨连昌老师画的，他是美术老师。”

    解放过程中对溪口和“宁波帮”的保护

    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宁波解放在历史上具有怎样的意义？座谈会上，中共宁波市委党史研究室《宁波党史三卷》总编杜益民总结了以下几点：宁波解放，首先标志着宁波的新生，宁波人民从此结束了被压迫、受奴役的悲惨历史，成为新社会的主人，从此扬眉吐气，以主人翁的姿态踏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征程。其次，是为宁波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根本前提。宁波解放前经济凋零，商业萧条，社会秩序极不稳定。宁波的解放和各级政权的建立，为宁波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保障。第三，是为支援浙江沿海岛屿解放作出重大贡献。

    “还有一点是，1949年5月6日，毛泽东在给第七兵团谭震林等领导人的电报中明确指示：‘在占领奉化时，要告诫部队，不要破坏蒋介石的住宅、祠堂及其他建筑物。在占领绍兴、宁波等处时，要注意保护宁波帮大中小资本家的房屋财产。’61师于5月25日上午进驻溪口镇后，严格纪律，以实际行动赢得当地群众的信任。”杜益民说，宁波解放过程中，对溪口和蒋氏故居的严格保护，为后来国共两党保持接触发挥了积极作用；对“宁波帮”的保护，又为后来团结动员“宁波帮”参与新中国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党的政策的感召和家国情怀的激励下，许多海外“宁波帮”人士纷纷行动起来，为新中国建设出谋划策、出钱出力。

    口述的个人史、家族史、地方史

    有时比宏大叙事更打动人

    座谈会上，宁波解放亲历者方平回忆了“值得永远怀念的那一年”。1948年夏至1949年初，方平在鄞县师范普师部就读，当时校内进步力量与反动势力斗争激烈。1949年4月，因为不满反动校长对进步学生的处分，方平一气之下把那张处分布告撕了下来。第二天，年仅16岁的方平就投奔四明山去参加革命了。“人的生命太短暂了！在这匆匆而过的数十年光阴里，要学会、学好做人也不是一件易事，特别是要把自己修炼成一个先进的革命者，成为活在世上有价值的人更不容易。追忆我平生一步步走过来的路程，正是在党的指引下投入革命怀抱，是在党的培育下逐渐成长，因此，相信党，听党话，跟党走，矢志不渝，党叫干啥就干啥，背起背包就出发，从未讨价还价。”方老说。

    家住鄞州区中河街道的於永辉珍藏着一张泛黄的合同。“1949年，我爷爷一家生活在岱山。当时，爷爷於丹鸿是岱山知名的海运大户，名下那艘260.74吨大船是周边最大的船只。”於永辉说，1950年8月的一个深夜，爷爷避开国民党军舰的监视，把这艘大船开到上海吴淞口，与吴淞支前二大队接上头后，立刻赶往华东三野船务处。这份合同就是於丹鸿把船卖给华东三野的字据。“爷爷本想无偿捐献该船，但解放军严格执行部队纪律，按照征用政策，依规签订买卖合同，并当场支付购船款项。”於永辉说。

    这艘船后来参与了解放一江山岛等多场海战，为解放事业立下了赫赫战功，并且拥有了“英雄三号”荣誉称号。王胜峰转业前曾在“英雄三号”上值守，“我入伍后，从老兵口中得知大量关于‘英雄三号’的故事。在解放宁波周边岛屿的战役中，大部分战士都是坐在那些只能搭载10多名士兵的小舢板上，向岛上发动冲锋。这艘大型木制机帆船‘英雄三号’就成了海上作战的临时指挥所，部队首长在这艘船上指挥全局。”王胜峰介绍，1969年，这艘见证了东海众多岛屿解放的“英雄三号”正式退役，接替它的船只，依照沿用了昔日的荣誉称号。

    座谈会上，於永辉与王胜峰并肩而坐，两人因“英雄三号”而结缘，一起传颂着英雄赞歌。

    宁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郑善庆被这些故事深深感动了。这名80后青年教师说：“平时我在学校里给学生们上思政课，但今天方老的人生经历、‘英雄三号’的传奇故事，都给我上了一堂很好的思政课。个人记忆与国家的历史记忆是连在一起的，像这样的口述个人史、家族史是很好的体现历史的方式，具有很大的张力，甚至比宏大的叙事更能打动人。”

    记者 俞素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