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这个学习、工作更多依赖输入法的时代里，一笔一划用手写汉字来交流和沟通的情况已大大减少。可即便如此，书法仍与文学、戏剧、绘画、雕塑、音乐一样，是一种艺术样式。而且它还是咱们中国所独有的，或者说是汉字文化圈所独有的一种不以自然界具体事物为造型基础的艺术。要有书法艺术，首先要有汉字，这本《书法的故事》便是从汉字的诞生为缘起，娓娓道来。

    和世界上任何其它远古文明类似，华夏民族的先祖，最初采用的是刻画图案的记录方式。这种记录，比甲骨文的出现来的更早。而殷商时那些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已然是一种相对成熟的文字体系了。不过，真正的书法艺术，要到文字发展至全面符号化，其书写能自由进入抒情写意的状态后，才出现。东汉时期，书法终于从表现外在形式美转向了表现内在精神美，促成这一转向的是人们常说的“隶变”。从先秦到两汉，从甲骨文、金文、小篆，到隶书，“隶变”的意义在于，很多字的偏旁结构化繁为简，当笔画被“单元化”后，书写时的笔顺和节奏也就显现了，随之，中国的“方块字”渐趋固定。当然，造纸术的发明，“蔡侯纸”、“左伯纸”的应用，也令书写脱离了甲骨、青铜、竹木、丝帛等原始载体。加上后继的魏晋时期，又出现了一大批拥有深厚文化修养，具有良好艺术根基，同时衣食无忧的贵族士大夫阶层……上述种种的客观条件，皆对书法艺术的发展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譬如，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二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曲水流觞，兰亭雅集后，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诞生了，标志着中华书法进入了值得世人瞩目的辉煌岁月。

    清代书法理论家总结说：“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元明尚态。”此话有一定道理。唐代是一个楷书完全成熟的时代，出现了著名的“楷书四大家”。唐人书写，有一套精细严谨的法则，然而将楷书的提按笔法和篆隶的使转笔法完美结合的颜真卿却是个“变法者”。这其实也说明：一方面唐代楷书的确讲究技法，在字的结体、特征、取势等方面进行了研究、规范和总结，秉持“心正字正”的原则。另一方面，大唐特有的那种浪漫、热情、率真也令张旭、怀素等情怀张扬的狂草大家脱颖而出。到了宋代，宏大强盛的时代气象消弭不见，但“宋四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的书法艺术造诣仍旧达到了前追晋唐的水准。唐代书法家多为朝廷高官，习惯于书写堂皇肃穆的碑版作品。宋代的时代氛围更富文化艺术气息，书法家往往是“书画双绝”的人物，在其它艺术领域也常有出类拔萃的表现。元明时，书法风格流露出复古倾向，同时又不落俗套，萌生创新意识。赵孟頫的《汲黯传》就是既具有复古特色，又彰显“赵体”俊雅特点的小楷杰作。明代由于政治制度上的变化，还催生了缺乏书法个性的“台阁体”——朱元璋取消宰相制度，设立内阁。文人学子参加科举时为了迎合上层喜好，刻意书写一种内阁发文时所用的端庄工整、清晰规范的字体。幸而到了晚明，文征明、祝允明、沈周等一些不拘流俗的书家活跃起来。文征明的小楷，祝允明的行草，及后来董其昌、米芾、徐渭等人的书法作品，无一不是在突破窠臼、力求发展的道路上前进。清代官僚大都能写出一手好字。遗憾的是没有像前朝那样，出现光耀艺术星空的翰墨大家。这和清前期的文化政策有一定关系。严酷血腥的文字狱让文人不敢问津实用之学，转而专注那些和时政无关的学问：文字训诂学、音韵学、考据学。加上当时新出土不少碑版墓志，为验证文献材料提供了大量依据，一时间，朴学大兴。反映在书法领域，出现的乃是“重碑抑帖”的趋向。好在从晚晴至民国，金农、郑燮、刘墉、邓石如、何绍基、赵之谦、吴昌硕等卓有成就的书法家，代代相继，层出不穷。书法艺术本身的魅力，可能也是其流变、延展不息的一个内在原因。

    《书法的故事》名为“故事”，便不同于一般的书法著述。它有学术谨严的一面，也有生动活泼的一面。全书基本按时间顺序，从汉字起源讲起，介绍历朝历代的书坛概况及书家名篇。最后基于“艺术相通”的理论，还分析了书法与诗、文、茶的关系。整本书一以贯之的目标，就是给与读者一种“翰墨之美”的引领。用美学大家宗白华先生的话概括，即是：“中国人的这支笔，开始于一画，界破了虚空，留下了笔迹，既流出了人心之美，也流出了万相之美。”

    （《书法的故事》浙江文艺出版社2019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