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改革开放进入新时代，服装厂如雨后春笋般遍布各地，工厂制作衣服成本大幅下降，自己扯布做衣服还不如去商场买衣服便宜，还款式多、省力。于是乎，缝纫机渐渐被冷落。再后来，家里的缝纫机只用到两个地方：大翻斗，装线团；小抽屉，装纽扣和缝衣针。

    前几年的一个春节，表妹来家作客，新衣服不知何时蹭掉了一枚纽扣，母亲叫她去阳台“铁车”的小抽屉里找找，看有没有相配的。表妹掀开盖布，忽然“哇”了一声：你家怎么还有这“老古董”啊！表妹像是发现了新大陆，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并由此揭开了一桩陈年旧事：老早我小辰光，每年春节我家的新衣服，都是阿姆扯好布，叫嬷嬷您来做，因为所有亲戚家只有您家有缝纫机……原来，这台缝纫机不仅给我家带来了方便，还给阿姨家带去过快乐和满足。

    这台笨重的缝纫机，见证了一户普通家庭顺应时代潮流，从贫穷走向小康的不凡经历。它曾经显赫过，荣耀过，“三转一响”（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的威名曾经是家家户户追求的小目标。现在，它就像一位沉默的见证者，陪伴我母亲度过了几十年风风雨雨之后，完成了它为千千万万小家庭节省开支、美化生活的历史使命，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这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也是历史的必然。

    我想，我会像母亲一样继续保存这台缝纫机，看见它，使我不忘昨日的艰苦岁月，进而珍惜今天的美好生活。

    □远航

    我家阳台的角落里存放着一台蝴蝶牌缝纫机，上面盖着一块深绿色的绒布，布上早已积满灰尘。四十多年来，我家搬迁过两回，绝大部分的家具都已换新，唯独这台缝纫机，母亲一直舍不得扔。

    隐约记得那时我上小学，一天，父亲搬回家两三个扁扁的大箱子，晚上，父亲把箱子搬到楼上，母亲叫我和姐姐赶紧回自己房间睡觉。父母的房间里，挂着一盏25瓦的白炽灯，昏黄的灯光下，父亲和母亲一边轻声嘀咕着，一边在组装着什么。半夜里，隔壁人家的三五牌自鸣钟敲过十一响，我被尿憋醒，起身去方便，只见父母还在干活，拆开的包装箱、绳子、瓦楞纸堆满一地。第二天，母亲的房间多了一台崭新的蝴蝶牌缝纫机。

    这以后，母亲经常坐在缝纫机旁，先是用碎布条拼接做鞋垫、袖套，接着用旧布料给收音机做防尘罩子，给家里的三斗厨、樟木箱做镶有裙边的布套。那些年，买布不仅要钱，还要布票，家里定额供给的布票，除了用于购买被面、床单等生活必需品，剩余的只够存到春节前做几套新衣服。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布票取消，生活逐渐改善，这才有了余钱选购各式各样的新布，母亲的缝纫技术也有了施展的机会。没多久，能干的母亲就能用缝纫机“踏”出内衣、内裤。很多个晚上，我都是伴随着缝纫机的“踏踏踏”声入睡。

    闲时，我喜欢趴在缝纫机的一侧，出神地看着母亲制作各种服饰。有时，嫌针板内的送布牙速度太慢，忍不住伸出手去帮母亲拉一下压脚后吐出的衣料，每当这个时候，母亲总会呵斥我：别动，当心手指被针扎了！以后不许你乱动“铁车”啊（宁波老话，把缝纫机叫做“铁车”）！

    我从小好动，是大人眼里的“热拆骨头”，母亲的告诫自然成了耳旁风。缝纫机从上到下、从左到右有无数个可调节的螺丝、机关，实在太神奇，也太好玩了。于是，常常趁家里没人，偷偷玩上了缝纫机：掀开盖布，从面板后边拨动手柄，盖板翘起，揭开盖板，挂到左侧，摇起死沉死沉的铸铁机头，把黄色皮带嵌入大轮，扭紧机头，抬起压脚，穿线入针，将梭芯装入梭套，塞进梭床，双脚一前一后小心踩踏……没多久，我也学会了用缝纫机做鞋垫。

    有了这台蝴蝶牌缝纫机，我们姐妹仨的里外新衣服基本都是“妈妈”牌的。

    我读高中后，母亲的缝纫技术已臻炉火纯青。高中毕业后参加工作，我谈了第一个女朋友，第一次约会定在月湖公园。那天，我特意穿上母亲做的一套崭新衣服：纯白色裤子、浅蓝色的仿夹克衫上衣，夹克衫的拷钮是母亲专门请教裁缝师傅学来的。女友见面后的第一句话，不是问我怎么样，甚至也没认真看我一眼，竟然对我的衣服感兴趣起来：“这衣服蛮好的，哪里买的？”“我妈做的。”“阿姨手真巧！”“还行吧，她没事时就喜欢踏‘铁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