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宁郡舆地图》中有宁波北门（永丰门）内的育婴堂的位置标注。

    田 力

    慈善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它既是一种个人的德性意识，又是一种社会的文化行为。慈善活动在中国各个历史时期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清代是传统慈善活动发展的高潮，除了官营慈善机构之外，又出现了由民间力量主导的各类善堂善会。按照日本学者夫马进的解释：“善会是个人自愿参加的、以实行善举为目的的自由结社，而善会办事机构的所在以及具体实施善举的设施则是善堂。”这些慈善组织的义行善举众多，包括：育婴恤孤、安老助贫、恤嫠清节、施医施药、施棺助葬、救生义渡、刊布善书、兴学助教、惜字放生，等等。清代宁波商业发达、经济富庶，在官府的支持倡导之下，势力日趋雄厚的绅商精英积极推动慈善活动，出现兴盛的局面。宁波地区的善堂善会类型多样，如：养济院、育婴堂、清节堂、惜字会等，它们以济人利物为主旨，在救助社会弱势群体、便利民众生活、改良社会风俗、促进社会整合等方面，都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美魏茶通过实地走访、查阅资料等方式对宁波的善会善堂进行了深入了解和研究。在1843年1月10日的日记中，他讲述了自己对于宁波育婴堂的调查：

    在外面门廊的左手边是一个婴儿床，可以将弃婴放在上面。在入口处写着几个醒目的大字“教成保赤”，即“保护幼儿，养育到成年”的意思。跨过门槛，你就会进入到一个铺设整齐的方形广场，在左右两边各有一个侧门，门上写有“奶房”二字，这里是育儿室。许多粗俗的妇女透过窗子偷看我们，怀里抱着大声啼哭的婴儿，后面还跟着穿着邋遢的男童和女童。这些女子就是乳妇，而孩子们都是弃儿，每位乳妇需要照看2到3个小孩。我很少看到过这样肮脏的、不洗澡的、衣衫褴褛的儿童。目前在这所机构中收养了60至70个男性和女性孩童。房子的一侧分拨给女孩们居住，另一侧则住着男孩们。我们获准进入由20到30个房间组成的女童育儿室参观，发现此地与男童育儿室同样肮脏，在其他方面也一样。但是主管或者叫负责人的房间看上去却挺像样的，这与我们刚才看到的孩子们的房间形成鲜明对比。

    该机构的目标是为被丢弃的婴儿，或者是贫困父母的孩子提供家庭的保护和养育。男孩们一直长到14或者15岁才离开这里，受聘出去工作，或者是被某个家庭收养。而女孩们要到16岁的时候，她们有的被雇为侍女，有的被纳为小妾，还有的被某些家庭许配给家中的儿子或者孙子。

    这所机构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始建于乾隆皇帝登基的第一年，那时只有24个房间。在乾隆统治时期及去世后，又经历了多次的重修，规模已经扩大许多，现在已经有超过100个房间，包括负责人的住所和公共大厅。在1841至1842年英国军队占领宁波期间，育婴堂的部分建筑被摧毁，最近才修好。

    育婴堂获得各种来源的支持。它每年的收入来自利息，个人捐献，房租，以实物或金钱作为出租土地的回报，以及宁波府属六县每年捐出的粮食。最近一次刊印的宁波地方志（这本历史著作出版于50年前）上记载，从该机构初建到那个时期，其资本总额加上每年利息达到10300两白银。我们还了解到，育婴堂拥有由别人慷慨捐赠的209英亩土地，每年出租18间房屋和一个仓库可获租银58两有余。这本地方志提到，在乾隆四十年，皇帝发布诏令，要求宁波府治所在的县（指鄞县——译者注）每年捐米38担4斗，宁波府所辖的慈溪、奉化、镇海、象山、定海五县各捐米36担到慈善机构的基金里，“每月给发乳妇婴孩口粮药饵一切”。除了上面所提到的负责人，育婴堂还设有一名政府的督察员，他对该机构事务了如指掌，制止挥霍浪费，防范贪污公款。

    从美魏茶引用的文献内容来看，他应该是查阅了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刊刻的《鄞县志》。据县志记载，育婴堂位于“永丰门内佑圣观左”，乾隆元年建大门、厅堂、群层，共24间，大学士兼浙江总督嵇曾筠题其匾，曰“教成保赤”。根据美魏茶的描述，当时育婴堂的生活环境相当糟糕，这也表明传统的育婴堂制度在嘉道时期已弊端丛生。值得一提的是，1908年，经张世芳女士（其父为两任南洋公学提调兼总理的张美翊）创议，地方官府将这所有着一百多年历史的育婴堂改设为幼稚园（幼儿园旧称），这也是宁波最早由国人设立的幼儿园。

    “幼有所养，老有所依”，一直是儒家治国的重要理念。在清代，官府不仅开办育婴堂以“养少存孤”（雍正帝语），还广设养济院以“收养鳏寡孤独及残疾无告之人”。不过，美魏茶认为这些养济院存在很多问题，“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最缺乏道德的就是那些充满贪欲的管理人员。他们为了敛财，会毫不犹豫地去克扣极度饥饿和无助的人们的津贴。这样的评价适用于帝国所有的慈善机构。”

    除了育婴堂和养济院，美魏茶还介绍了其他的一些善堂善会，比如清节堂，“是为那些在尘世上失去一切支持的贫穷寡妇们提供的避难所。这是一处由私人捐资并经政府批准修造的建筑。对于那些已有婚约的年轻女子，若未婚夫在成婚前已去世，她们经历这样的不幸还发誓要永保贞操，也可以获准入住清节堂”。又如义塾、义学，由私人捐款设立，“是为贫困学生提供教育的机构”。

    美魏茶尤其关注一个综合性的慈善机构——体仁局，他是“偶然间找到一份这个机构在1836年的报告，发现了一些特别的和有趣的地方”。根据《鄞州慈善志》的介绍，道光十四年（1834），体仁局由官绅创立，为甬上三大善堂之一，其址在鄞县旧邑庙后进。每年春、冬两季搜拾城乡无主暴露棺木及遗骸，迁葬于坟山；施送贫民棺材，有死于路上者代为敛棺。还于每年六月制作暑药施送，系卧龙丹、藿香正气丸两种，由局内自行配制。由于美魏茶阅读了体仁局的原始报告，故而对它的活动有更加清晰的认识。他在日记中列举了设立体仁局的九个目的，并附录了详细的统计数据。比如第一个目的是“照顾被遗弃的婴儿”，当时收养了42个孩子，其中8个是男孩，其余均为女孩。本年度负责照顾这些孩子的乳妇的名字也被明确记录下来。“每个孩子一年的平均费用是9600文钱，相当于8美元，或者是1英镑13先令4便士。在医药费中，列有一个奇怪的项目，是为7个女孩缠足花费524文钱。每年为这些孩子支付食物以及照顾和医药的费用总额是81英镑10先令。”第二个目的是“在寒冷的冬季，为穷人提供衣物”。报告记载，在1835年，体仁局向育婴堂和城乡的贫困乞丐发放衣物。“乞丐常在雨季和冬季所穿的一种遮盖物也是由该机构捐赠，其实这种衣服不过是披在人身上的粗糙的稻谷袋而已。这个季节分发的衣物总计达到2698件”。美魏茶指出“建立这个机构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是收集纸张并且烧掉”，“对于书写纸或印刷纸的尊重是极度神圣的。因此在某些时节，该机构会派人挨家挨户收集有字的碎纸片和残页”。据中文史料记载，体仁局所兼的“惜字”善举，以局内栈司2人带收，磨研药料及收租时每月约出收10天，此外每月约出收20天。在体仁局的年度收支方面，美魏茶说“1835年，收入总计3351902文钱，即588英镑13先令6.5便士；支出为2636717文钱，即457英镑15先令3便士”。

    开埠之后，宁波的慈善机构类型出现新的变化。以基督教、天主教为代表的西方势力在甬创办慈善机构盛极一时，主要集中在教育、医疗、救济等方面。比如基督教传教士们开办了大量公益性质的新式学校，早期著名的有马利姑娘在1844年设立的女校和美长老会宁波差会在1845年创办的崇信义塾；又如玛高温、麦嘉缔等传教医生开设的西医诊所，医院均免费施诊施药。天主教方面，1855年在宁波南门设育婴堂（后迁至药行街改称仁慈堂，专养女婴），由仁爱会修女负责，开办九十余年，共收养31571人；1870年在江北岸天主堂后侧建立的普济院，于1910年扩建后颇具规模，“广收废疾无靠贫民，为数不下五百人”。 或许作为外国传教士，美魏茶自己也没有想到，西方教会在宁波的慈善机构能够有如此的规模与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