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端

    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而这个“礼”字，最早的解释并非如今人们口头上说的“礼貌”之“礼”，而是春秋时期，至圣先师孔子极力推崇的“礼乐”之“礼”。“礼”的传承除了精神文化的绵延外，也需要物质载体。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古代遗珍，恰恰就充当了这一角色。《礼藏于器》一书用“文以载物”的方式，通过对古物的研究、考证，辨析它们的外观与内涵，并结合文化史、艺术史、考古学等各个学术领域的知识，为读者讲解“器”中之“礼”，“礼”中之“义”。

    此书中文章的安排，并不遵循一定陈规。作者首先着眼的是《红楼梦》第四十一回“贾宝玉品茶拢翠庵，刘姥姥醉卧怡红院”里那几件其实是曹雪芹杜撰出来的饮器。追溯起来，礼文化开端于饮食文化，周礼的主要内容就是关于宗庙祭祀的，即孔子所谓的“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红楼梦》中的器物尽管不曾包含那样的宏大旨意，然小器物也蕴深意。四十一回中出现的饮器，以“瓠瓟斝”和“点犀礄”最为著名。文章先引用了沈从文和周汝昌两位老先生的观点，然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作者觉得沈先生的解释有着难以自圆其说的纰漏。如果“瓟斝”真是“包假”的谐音，而“包假”两字又出自北方俗语“班包假”，那么那个突兀的“班”字又该如何解释？周汝昌先生则不同意沈先生说的曹雪芹借器物讽刺妙玉“凡事皆假”性格的观点。他指出：此两件器物名，用意在于描述宝钗和黛玉的个性。“瓠瓟斝”暗示宝钗“真中有假，假中有真，智珠在握”。“点犀礄”隐喻林黛玉“性蹊跷”，为人多疑冷僻。当然，究竟谁的解释更正确更客观，恐难定论，目前也只能是见仁见智。

    《礼藏于器》还介绍了一件一般文物鉴赏类书籍中很少提及的贮水器皿：军持。“军持”是梵文“流嘴壶”的意思，乃是一种合金或陶瓷制器物。形制上的最大特点为没有执柄，使用时，需直接用手握住瓶颈，进行倾倒。话说东晋圣人法显曾去天竺国寻求戒律，历时十一年，经三十一国，归来后著有记录自己西行见闻的《佛国记》一书。“军持”两字最早就出现在此书中。历朝历代，军持的外形渐有流变：既有敞口长颈圆腹，加管状直流嘴的，也有细嘴窄颈圆胖球身，加肥短奶状曲流嘴的。工艺上更是青花五彩都有，不一而足。不过不管怎样，这类贮水器皿越来越受到世俗贵族的喜爱，同时它也牢牢保持了自身浓郁的宗教特色。“诗僧”贾岛的七言绝句《访鉴玄师侄》即可为证：“维摩青石讲初休，缘访亲宗到普州，我有军持凭弟子，岳阳溪里汲寒流”。

    对于一些不为大众读者所熟知的文物，或者是貌似熟知，其实可能只是一知半解的物件，《礼藏于器》也有细致诠释。譬如“玻璃”。如今司空见惯的玻璃器，在古代，那绝对属于珍稀物品。就以大诗人李白为例，“诗仙”最喜世间莹亮光泽之物，以至于给两个儿子取名也要循此而来。李白的大儿子叫李伯禽，小名明月奴，一眼就可望知是从月亮、月光中得到了启发。二儿子叫李天然，小名颇黎。有一种说法认为“颇黎”就是“玻璃”，含“琉璃、水晶”之意，可见李白对之情有独钟。很多人觉得玻璃是舶来品，其实我国古代的匠人在西汉时期便掌握了制作玻璃的工艺。不过真正质量上乘的玻璃器，倒的确是通过“丝绸之路”，从西域诸国乃至罗马和中东地区传入的。这是因为我国古代制作玻璃用的是制模脱蜡法，而罗马在公元一世纪时，已能采用更为先进的烧吹技术。晋朝人张隐在《文士传》中用“凝霜不足方其洁，澄水无以喻其清”来形容的美物，经考证，就是外邦进贡的玻璃器。曾在上海世博会上展出过的那件国宝级玻璃器“北燕鸭形玻璃注”，可算是典型代表。

    《礼藏于器》林林总总介绍了大批宝物，但在它们中间，最让我叹服的是一种设计精巧的“香囊”。或者更确切一点形容，应该称之为“香球”。实物有分别出土于西安沙坡村和何家村的“花鸟纹银鎏金香囊 ”、“飞鸟花果葡萄金银香囊”。香球为金属制品，和针线缝制、内装香料的布口袋式“香囊”截然不同。古人名之曰“被中香炉”——据说这种香球是可以放在被褥中为熏香之用的。香球分上下两个半球，上半球为盖，下半球为身。下半球中置有一稳定持平的装置，借以确保无论外面的体球怎样翻转运动，里面盛放香料的炉体都不会倾覆颠倒。唐代诗人元稹的《香球》诗，对它进行过一番客观详实且语带双关的描述：“顺俗唯团转，居中莫动摇。爱君心不恻，犹讶火长烧。”

    大自然中有着焕绮的万相，而渗透了文化精髓的古代器物，历经岁月风霜，朝代更迭，依然能留存于世，更是一份难能可贵的久远垂赐。《礼藏于器》用宏雅古朴的文字娓娓讲述古物渊源，彰显出物化了的精致美妙，也呈现了绵延不绝的艺术与文明。

    （《礼藏于器》 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