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金星

    七十古稀，说的是人寿。共和国七十年，会有多么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这就又感叹起家里那几辆自行车的变迁了。

    我出生在物资匮乏的年代，父母微薄的工资养育我们七个子女，还得供养爷爷奶奶，日子捉襟见肘。长记性时，家里几乎没有值钱的东西，连住的房子也是公家给租的。但父亲有辆凤凰牌自行车，算是很撑门面了。后来当我稍稍懂事，知道了自行车也是公家的，是单位派给父亲用的。

    从书里读到，世界上真正实用型的自行车出现于19世纪初，是一个叫德莱斯的德国人在法国巴黎发明的，随后风靡欧洲。汉语中自行车的称谓最早出现在清政府一篇出洋考察的游记里，且一直沿用至今。但我们当地又把自行车叫做“脚踏车”，觉得更加的妥帖，两个轮子一条链子，靠着双脚踩踏前行。

    在我五六岁时，街上的自行车渐渐多了起来。有一次，马路上开来游行队伍，当时这样的运动很多。我跟在大人后面捡标语，结果被自行车撞了，还是邻居看到把我抱回家。所幸自行车伤人不是太重，跌出几块淤青过几天也就好了。后来大哥参加工作，家里打算买一辆自行车给他。记得是母亲约厂里的工友发起“兜汇”，十几个人凑在一起，每人每月10元钱，人家让我母亲先用上这笔钱，再逐月轮转，直到最后一人拿回最后一笔整数。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知道这种融资方式了，但在我小时候，这是一种很盛行的民间“互助互济”方式。

    母亲有了这一百多元钱，还得凑齐十几张“工业券”，去国营百货商店打听什么时候有自行车到货，到时再去排队付款。买来的自行车还得上牌照、领取行车证，车管所的民警在车身敲打上钢印代码，这才可以上路。

    罄尽家力，经过这番周折而费劲到手的一辆自行车是很贵重的，大哥总是把自行车擦得锃亮，车把上还有他女朋友用毛线结的护套，车身上的三角架也用塑料条一圈圈地缠起来，保护得严严实实。那时候尽管里弄摊位开了很多自行车修理铺，但大哥的自行车从来不叫人修理，轮胎破了或是什么地方坏了，都自己修补。直到他结婚，车子还是新的。至于结婚办喜事，能备齐“四大件”是很有面子了，自行车算作一件，还有上海牌手表、蝴蝶牌缝纫机和红灯牌无线电收音机。我高中毕业那年，母亲已病得下不了床，我放下书包就顶替就业，进公交公司当了一名公共汽车售票员。天天劳作于小小车厢内，自行车倒是不那么急需，只是公交车怕脱班误点，需要卡时间，工作半年后，父亲为我买了一块手表。当时的国家百废待兴，市场商品也比以前丰富多了。

    我就这样的好运气，公交三年，不久就被调入到一个大单位里。接着又去京城深造几年，圆了大学梦。我在北京的大学原是一所很有名气的干部学院，入学时，学校正处在体制转变中，需要通过高考入学，我的同学大多是应届生，而我还能拿着工资读书。在学校的第一个月，我跑去北京西单的一家车行，花60元钱买了一辆旧自行车。也一样的上牌照、领证，但手续已经简便多了。真的说不完这辆校园里的自行车带来的便利，让我跑遍了北京城所有的街坊胡同，跑遍了名人故居、展览馆、博物馆，跑遍了大小书店，还有琉璃厂、雍和宫，陶然亭等各处古迹，最远的还跑到八大处、卢沟桥。很多同学向我借过车，来北京出差的同事朋友也都用到过，这就不光是便利了。

    毕业后，还是回到了原来的单位。工作生活，结婚生子，日子也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了，这期间，自行车已不再稀罕，到后来连牌照都不需要了。我买过几辆自行车，但几乎都不得善终，其中一辆还是名牌高档车，结果才骑了十几天就换了主人了。算来那是刚刚进入新千年的头十年，很多人用上手机，电脑上网也不再新鲜，我们这个城市一拓再拓，流动人口多了起来，也就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过自行车“易主”的经历。老百姓嘛，一阵骂骂咧咧，自认倒霉，花钱再去买辆车来代步。那个时候的自行车就没人那么勤快地擦洗保养了，倒是车锁越装越大、越装越多，不光前后轮子装锁，还用铁链子与电线杆锁在一起。

    就这样，自行车换来换去，没多久，有钱人就去学开汽车了，街头上的自行车修理铺渐渐被汽车4S店替代。忽是共享单车出现，自行车终究失去了它的财产属性而纯粹成了代步工具，甚至被称作“绿色环保”了。闲时出门，我更喜欢骑着自行车到处转转，随骑随停，觉得便捷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