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年，英国制图师塞缪尔·桑顿（Samuel Thornton）所绘“中国北部地图”（局部）。图中主要展示的是宁波和舟山岛，以及两地之间的航线。

    田 力

    进入17世纪以后，西方殖民者争夺东亚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荷兰、英国、法国等西北欧国家相继向葡萄牙人的东方霸权发起挑战。荷兰自尼德兰革命之后脱离西班牙，积极向东印度群岛挺进，控制了印度尼西亚，并于1619年建立巴达维亚城（Batavia，今雅加达），作为其在亚洲发展的基地，又侵占了中国的台湾岛。英国早于1600年就成立了东印度公司，垄断帝国在东方的贸易事项。不过由于在商船数量和经营能力上均不敌荷兰人，英国人在17世纪初被荷兰人逐出东印度群岛后退居印度次大陆，建立据点，但并没有放弃对东亚尤其是中国的直接贸易。美魏茶结合西文资料与中文地方志，对中英之间围绕宁波、舟山两港进行的贸易活动做了细致研究。他先介绍英国人最初来宁波开辟贸易市场的情况：

    早在伊丽莎白一世女王统治时期，就曾希望开启与中国的交往。1596年，她派船前往中国，未料船只在途中遭遇风暴而失踪。1636年，这个计划再次被执行，但仍没有令人满意的结果。直到1670年，才在台湾展开贸易。然而却发现无利可图，于是将商馆拆毁并搬迁到广州。但即使是在广州，中国人所采取的管理贸易的体系也令人感到压抑和恼火，一些有进取心的西方商人开始沿着海岸线寻找新的、更受欢迎的港口。

    据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船长说，新的东印度公司于1700年在舟山建立了英国商馆（或者说监督公署——译者注），但是由于当地官员的反对以及公司没有运来足够的金钱进行贸易，1703年，商务监督喀恰浦先生（Mr.Allan Catchpole）放弃了这个商馆。而坎宁翰医生（Dr.Cunningham，1701年左右曾来舟山并进行实地调研——译者注）从他所属的那家在舟山的商馆写信来说：“在这个岛上，中国人已经给我们一块居留地和贸易自由（的权利），但不允许我们前往在岛屿之间向西航行六到八个小时才能到的宁波。这里除了来自宁波的商品外，没有别的东西。”

    美魏茶善于从中文史籍里搜寻到更多的细节，他利用定海地方志中的记载弄清了中国人早期对于英国人和英国船的认识。笔者根据其文章中的相关内容以及保留的中文词汇，如：“红毛”、“英圭黎”、“身毒”和“鬼子”，最终确认美魏茶应当是查阅了康熙年间定海县令缪燧撰写的《番舶贸易增课始末》。该文称：“红毛即英圭黎国，在身毒国西，其人有黑、白二种，白贵黑贱，皆高鼻，碧眼，发黄红色，中土呼为红毛，又呼为鬼子。其国以贸易为务，军需国用皆取给焉。自英圭黎至中国水程数万里，舟行约半年余。船式，夹板头尖尾大，篷桅随风逐节增减，与中国殊，虽逆风亦可创驶。船舱极深，梯级，上下凡三层，船底夹帮，双板涂灌松脂、柏子油，坚硬若铁，能敌风浪，往来于广东澳门、福建厦门间。有乘风至定海者，地方文武官不敢擅留。”

    美魏茶又讲述了康乾时期浙海关的中英贸易情况。清初，为对付郑成功，清政府曾颁布“迁海令”，将闽浙粤等省沿海居民内徙，“片帆不许入口”，致使宁波海外贸易受到阻拦。康熙帝统一台湾后，清朝的对外政策进行了调整，允许海外贸易。康熙二十四年（1685），清政府在宁波正式设立浙海关，行署设在府治南董庙西边，关口设在甬东七图。不过在康熙年间，英国商人为图方便，常到定海而非宁波停泊。为加强管理，浙海关监督多次要求清政府在定海设关。美魏茶对这些交涉的内容都进行了介绍：

    康熙三十三年（1695年，实为1694年——译者注），浙海关监督常在向皇帝陛下提交了一份清楚的报告，表示“最初设立海关时，定海尚未置县，因为此种情况，海关最初驻扎在宁波城内。凡是商船出海或者回港，都会经过镇海口，往返来回有140里。还要报税给票，守候潮信，等待风向。此外，蛟门（Crocodile Gates）和虎蹲（Tiger Crouch）两地水急礁多。因为迂回绕道和面临危险等原因，外国船只到此地（例如镇海口外），往往回帆而去。因此我的卑微建议是请求陛下将海关移至定海，这样的话，每年海关税银能增加万余两”。但户部考虑到“如果我们将关口移至定海，那么宁波府的市场地位将会毫无疑问地衰落到无足轻重的地步，又须在定海建造一处新的办公地点。因此，该机构的总部还是同以前一样，仍然放在宁波，但他们要派代表到定海征收关税”。

    康熙三十五年（1697年，实为1696年——译者注），浙海关监督李雯再次请求“将海关移至定海，仿照福建在厦门设关、广东在澳门设关的例子，并且建立一座英国旅馆（English Lodge，即中文史料里的“红毛馆”——译者注）。外国商人听到消息后，肯定会过来”。户部决定“由于搬迁海关就无异于是废止已经完成的工作，而且如果我们重新建一座英国旅馆，这恐怕会耗费帝国的财富。因此，不同意这两项提议应该是正确和合适的”。

    康熙三十七年（1699年，实为1698年——译者注），浙海关监督张圣诏报告，定海的港湾宽广，水势平缓。对他来说，允许外国船只来此贸易是明智之举。目前的海港（指宁波）虽然位置重要，但仍比不上定海。他本人愿意制定计划，捐资修建一处衙署，往来巡视，以方便前来贸易的商人。最重要的是，他会从自己的经费里拿钱盖一座英国旅馆，供英国船员们住宿。这样，可以增加海关税收一万余两。府城（宁波）的交易场所也绝不会被毁坏，而是听任客商贸易。户部回复批准这些提议，又接到皇帝的圣旨，命令服从户部的决定。

    这样，清政府批准了张圣诏的建议，浙海关在舟山新增了一个口岸，办公地点设在“定海城外衜头街之西”，又新建“红毛馆”，作为英国商人、水手馆宿的地方。在康熙三十九年（1700），就有四艘英船抵达定海关口。不过这种繁荣的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英国人很快就在舟山遇到几个难以解决的麻烦。首先，中国人不太需要英国人运来的货物，英国货销量很差；其次，中国有些商人不讲诚信；再者，各级官员敲诈盘剥。所以到了1703年，英国人最终决定放弃宁波与舟山，而将对华贸易重心放在广州。

    半个世纪之后，英国人再次将目光投向浙东沿海。在他们看来，浙江税收较轻，经商方便，且更靠近茶叶、丝织产地，可以降低成本。同时，英国商人还可通过在浙江的贸易来反抗粤海关过度的“胁迫勒索”，从而最终达到改善广州经商环境的目的。乾隆二十年（1755），英国东印度公司派船主蛤蜊生（Samuel Harrison）、通事洪仁辉（James Flint）等人率英船“霍尔德内斯伯爵号”（Earl Holderness）从澳门驶抵定海，又在清军护送下进入宁波城进行贸易。由于长期没有英船来浙海关互市，英商受到地方官员的热情接待，交易也取得成功。此后两三年间，东印度公司又陆续派出“格里芬号”、“翁斯洛号”、“哈德威克号”等商船来宁波，试图进一步扩大在浙海关的贸易。但最终清政府由于担心宁波成为“粤之澳门”，颁布“将来止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的海禁令，外贸政策也彻底改变，从多口通商转为广州一口通商。

    此后，英国人并没有放弃在宁波、舟山通商的希望，英国官方与商界进行过多次努力，美魏茶写道：

    1793年前往北京的马戛尔尼使团，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获得皇帝的同意，在除了广州以外的宁波、舟山和其他地方进行贸易……但在乾隆帝致英国国王的信中，他明确指出英国的贸易活动必须严格限定在广州一口。

    尽管在宁波和其他被禁口岸进行贸易的尝试，都屡屡遭遇失败。但在许多英国人的印象当中，那些地方的贸易设施非常吸引人。所以1832年，东印度公司的专门委员会在中国又进行了一次试验，但也以失败告终，共损失了5647镑，并且遭到董事会的指责。这次冒险主要是由林赛先生（Mr.Lindsay，化名胡夏米——译者注）在郭实猎先生（Mr.Gutzlaff）的协助下进行的。在两人的日记中记载了他们在宁波港逗留期间发生的一些有趣的事情。“阿美士德号”（the Lord Amherst）在镇海附近下锚，在那里停泊了两周。在此期间，他们有充足的机会来考察中国人与外国人进行贸易的意向。当地人表现出强烈的交易愿望，但是所有的活动都被当局的明令禁止与严格监督所压制。这些商业冒险家在离开宁波时对该港口的商业能力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183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派出“阿美士德号”号商船从澳门出发，沿中国海岸北上，对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港口都进行了侦察与测绘，所搜集的情报也成为日后英国发动鸦片战争、进行战略部署的重要依据，有人甚至认为“阿美士德号”的这次航行是鸦片战争的序曲。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上规定的开辟宁波等地为通商口岸，也正是林赛和郭实猎重点调查和力主开放的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