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炜达

    自从读了明代作家瞿佑的短篇小说集《剪灯新话》中的《牡丹灯记》后，一直觉得故事中的人物缺少应有的美感。女主人公符丽卿虽然是个敢爱敢恨的刚烈女性，但终究是一堆白骨所化；而男主人公乔生却是一个在守丧期间还见花拗花的好色之徒，且胆小怕事，又不敢担当，最后被“白骨精”拖入棺内而死，也就活该！瞿佑作为一个元末明初的读书人，由于受朝代更替的影响，许多想说而又不便说的话，只能借用志怪小说的形式来表述自己对社会和时政的看法。尽管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情节都是虚构的，但它却又离不开现实生活的各种影子。就拿这篇《牡丹灯记》来说吧，符丽卿和乔生等不一定真有其人其事，但作者离开杭州后来宁波居住时，对自己所生活的周边环境可谓是了如指掌，像镇明岭、湖心寺、月湖等自然成为故事发生的“典型环境”，并由此“典型环境”来演绎“典型人物”的各自命运。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瞿佑的《剪灯新话》要比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早了近300年，他开创了我国明清志怪小说的先河。

    话又说回来，既然是那么一部有影响力的作品，为何知道的人却并不多呢？连故事的“发生地”宁波也少有人知。这可能与当时社会对鬼怪小说的禁忌和人们对人鬼恋情的忌违有关。《牡丹灯记》尽管在国内不能给它提供传播的市场，但它却能“墙内开花墙外红”，居然漂洋过海在国外拥有大批的读者。明代是一个对外贸易日益走向发达的社会，并具有了早期资本主义的萌芽。于是，这个故事也随着外贸和航运传到了邻国的越南、朝鲜和日本，尤其在日本，由此为蓝本开启了“翻案文学”的时代，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尽管在日本，说起《牡丹灯笼》可谓家喻户晓，同样的故事情节，同样的人物命运，但人物的姓名、活动的地址和对话的内容已完全日本化了。如今，在岛国日本，以此为题材的戏剧、影视、绘画和卡通等都有了系列品种，已成为一项文化的产业链。而“发生在”宁波的这个故事（或者说创作于宁波、以宁波为故事发生地），当地人对此的知晓度却少至又少，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至今, 明朝已经过去了三百多年，如何将《牡丹灯记》改编成具有一定的思想性和艺术感染力的经典的版本，已成为我作为一个民间文学爱好者的一种心愿。或者说，是一种可以尝试的目标。为此，重游“月湖十洲”之花屿等地，成为我近期的兴致，以感受小说中提到的镇明岭、湖心寺等人物活动的故事环境。觉得最好是选择一个雨天的午后或傍晚，此时可能行人稀少，景物静谧，这样也许更能接近小说中描写的特定环境中的特定人物。

    可能有人会说，这是在为鬼魂的出现制造恐怖的气氛。不，在我心目中的乔生和符丽卿应该是因爱而生、为情而死的艺术典型。两人在元宵节因观灯而偶遇、相识、相爱、定情，但又因两家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相差得太悬殊而被迫遭拆散，符丽卿便一病不起，忧郁而死；乔生为此思念心切，导致神思恍惚，终日足不出户。等到又是一年元宵夜，在好友的劝说下，乔生才步出家门。当他在灯火阑珊处，看见一女子背影很像符丽卿时，便紧随其后，可经过拱形的月湖西桥之后却不见这熟悉的身影，唯有一盏牡丹灯笼在湖心寺的尽头闪烁。持灯者是符丽卿的丫环金莲，她也似《西厢记》中的红娘，办事机灵，敢作敢为，愿为有情人牵线搭桥，把乔生引入湖心寺与符丽卿重逢。半月之后，此事被隔壁的守门人发现，他告诉乔生：“与你相见的那人不是符丽卿，而是一具骷髅。”并告诉乔生阴阳两隔，生死难合。原来符丽卿为了能与乔生相见，把灵魂依附在暂厝于湖心寺后的奉化符州判女的尸体上，得以借尸还魂。知道真相后的乔生仍不放弃，即使好心的道士作法要拆散他们也无济于事，但乔生与符丽卿的爱依然是那样的炽热似火，坚贞不移，生死相随，最后两人化作一盏双头牡丹灯笼悬挂在月湖岸边。

    原作把符丽卿写成一个敢爱敢恨的女鬼，最后把好色胆小的乔生拖入棺内同归于尽，后来这两人还化作鬼魂到处害人，成为当地居民挥之不去的恶梦，最后被镇压在白洋塔下，才消除了笼罩多年的恐怖感。这不是我心目中的艺术形象，在我心目中的乔生和符丽卿应该是一对“在世不能做夫妻，死后愿化双头灯”的有情人。

    一泓月湖并不大，却沉淀了千年风情。就像由民间故事改变的《梁祝》、《白蛇传》等那样，已经成为戏剧、音乐、影视和其它艺术的经典，所以也由衷地期待着经改编、创新后的《牡丹灯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能成为宁波戏剧舞台上的新剧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