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9年，法国制图师唐维尔（Jean-Baptiste Bourguignon d’ Anville，，1697-1782）所绘制的《唐维尔地图集·浙江》（法文版）。该地图是依据康熙《皇舆全览图》而制。

    田 力

    17、18世纪的欧洲，尤其是法国，对于中国的兴趣与日俱增。在法王路易十四（Louis XIV，1643-1715）统治时期，法王对于工艺品为代表的中国物品尤为爱慕，这也诱发了其进一步同中华帝国进行直接接触与沟通的愿望。凑巧的是，1678年，在康熙朝任钦天监治理历法的耶稣会士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向欧洲发信，呼吁派遣更多有学问的传教士来华，特别是天文学家，认为他们能在中国赢得荣耀的地位。稍后，南怀仁又委派在华耶稣会士柏应理前往欧洲物色合适的人员。1684年，柏应理在凡尔赛受到路易十四接见，据说他还带有“一封中国皇帝请求派遣精通天学的耶稣会士赴华的亲笔书信”。当时的西欧“执天文学之牛耳者，阙惟法国。……天文学以外，即数学亦人才辈出”（后藤末雄著《康熙大帝与路易十四》）。路易十四慨然承诺，会命人“选择一些掌握了足够数学知识的传教士派往中国”。其实在此事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政治和宗教的战略意图。法国想要打破1494年确立的葡萄牙对于远东“保教权”的垄断，扩大自身在东方的影响。与外交利益密不可分的还有商业利益：此时欧洲多国的东印度公司正在为亚洲贸易展开争夺，法国亦想分一杯羹。此外，还有科学考察的实际需要。早在17世纪70年代，巴黎天文台台长卡西尼就向国务大臣科尔贝尔建议派遣耶稣会士赴中国进行天文学观测，观测结果将促进相关知识的进步。上述种种因素，促使“对异域文明格外欣赏”的路易十四，将目光投向其心仪已久的中华帝国，他委派其忏悔神甫拉雪兹挑选六名精通科学的耶稣会士组成中国传教团。传教团团长是路易大帝学院的数学和天文学教授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1643-1710），成员分别为：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李明（Louis Le Comte，1655-1728）、张诚（Francois Gerbillon，1654-1707）、刘应（Claude Visdelou，1656-1737）和塔查尔（Guy Tachard， 1648-1712）。1683年，法王颁布敕令授予六人“国王数学家”荣衔。在出发前，这些耶稣会士又被法国科学院授予“科学院院士”称号，获得科学仪器，还享有一笔年金。但科尔贝尔的逝世，却使他们的出发时间推迟了一年半。他们最终于1685年3月3日从布列斯特（Brest）乘坐“乌瓦索”（Oisseau）号船启程，并由路易十四派遣出使暹罗国王的大使肖蒙骑士陪同。次年9月，到达暹罗，并在那里居住9个月。塔查尔于1686年返回法国，其余五人于1687年6月17日搭乘广东商人王华士的船来华。为不落入葡萄牙人手中，他们避开经由澳门进入中国的习惯路线，直接驶往中国东部的港口宁波，并于7月23日在此地登陆。五名享有“国王数学家”身份的耶稣会士来华，后又成为路易十四派驻康熙宫廷的科学使臣，这可以说是中法外交关系的开端，而他们入华的第一站便是宁波。

    当李明在中国驻留时，“中国礼仪之争”正如火如荼地在欧洲蔓延，李明为了护教的需要，极力为中国礼仪辩护，故而在回国后于1696年出版了《中国近事报道》（或译作《中国现势新志》），记录了1685至1692年间，他在远东尤其是中国的经历与见闻。此书于1700年便遭到封杀，过了近三个世纪，直到20世纪下半叶才再版。美魏茶在1843年2月的日记中，大段引用在当时可能已难以见到的《中国近事报道》里的内容，来讲述李明等人在宁波长达数月的经历和观察。宁波是他们了解中国的第一扇窗，五名耶稣会士刚刚到达宁波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经过长时间地在礁石之间持续穿行之后，我们终于发现了一个名为定海的小城，意思是能够镇伏大海的城市。它位于一条江的入海口处，我们在涨潮时进入该江，并在上游三法里靠近宁波（Nimpo）的地方抛锚，这正是我们旅程的终点站。我们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的危险，极端的酷热、饥饿、干渴以及船上的种种不适，经过三十六个日日夜夜的艰苦航行，终于到达宁波了。

    当我们第一次看到多年来希望带给它福音光明的那片土地时，确有一种心潮澎湃的欢欣……然而，尽管我们已经离宁波城咫尺之遥，但想要进城却并非易事。中国是一个手续繁琐的国家。所有的外国人，尤其是法国人，在这里都需要有足够的耐心。船长认为必须把我们藏匿起来，于是，将我们安置在船的底舱中。但此处的温度随着

    船接近陆地而陡升，还有其他多种多样的不便，这简直让我们陷入筋疲力尽当中。尽管我们采取了小心谨慎的措施，但最终还是被发现了：一位海关人员注意到我们了。在对船只所载货物进行一番清点之后，他留下一个看守就离开我们去向上司报告。他的上司是由朝廷直接派遣的，因此在省里颇受尊重。这位官员下令将我们带到其衙门，那里有他的助手和许多下级官吏。数不清的百姓等着我们，他们希望看到欧洲人的那股子兴趣，比我们在这里看到中国人的好奇心更加强烈。我们一被带进衙门大堂，就有人提醒我们要下跪，行九叩首的礼，依照当地习惯向坐在首位的官员磕头。他在这种情况下代表着皇帝。官员的表情非常严肃，让人心生畏惧。在我们看到其周围如同古罗马刀斧手一般的差役，更增加了自己的恐惧心情。差役中有些人手执镣铐棍棒，随时准备捆绑或鞭笞官员希望惩治的人。向其行礼之后，他问我们是何许人，来中国想做什么。

    我们通过通事说：“老爷，我们在欧洲就听说，我们的一些兄弟，尤其是南怀仁神父为宣扬宗教的圣洁和真理，在中国工作得很出色。同样的热情使我们以他为榜样……希望能好心地容纳我们。”……那位官员对我们说，皇上的确特别器重南怀仁神父，整个朝廷上下都了解其功绩，至于他本人，也愿意帮助我们。但他接着说：“我必须先向知府通报此事，一起研究看能为各位做些什么。但是你们现在得先回船上去，我会派人告知我们的决定。”几天后，在该城内外指挥一万五千至两万人的国民卫队将军（应当是指浙江提督——译者注）表示乐意接见我们，而且非常客气地招待了我们。他又派一名军官到知府那里，请知府友好地接待我们，并向其担保，我们是非常诚实的人。知府表示理解，但是却说在为我们的事召集全城重要官员进行协商之前，他不会做任何决定。我们只得被迫再次回到船上。此时，这艘船对我们来说就如同是一座森严的监狱。

    浙江地方官员将“国王数学家”来华的情况汇报到北京，等待裁决。同时允许五名耶稣会士上岸，暂居宁波。不过当时的浙江巡抚金鋐的态度并不太友好，李明说“巡抚认为允许我们离船是错误的，决定将我们遣返。他给宁波知府写了一封措词严厉的威胁信。同时，也向在北京负责外国事务，且一直以反对基督教著称的一个大衙门（指礼部——译者注）报告我们的到来。尽管我们向他陈述了来中国的真实意图，但他在信中谈及我们时，却不怀好意地只是提五个欧洲人出于好奇或兴趣，无视法律，企图在浙江定居。于是这个衙门决定把我们驱逐出境，并依照惯例向皇帝呈送了决定，以便得到皇帝的确认”。洪若翰也赶紧写信告知北京的南怀仁和驻在杭州的耶稣会士殷铎泽，请求援助。

    在等待康熙谕旨的日子里，李明认为，“在宁波的长时间停留使我们有机会认识中国，特别是对中国的官员有所了解。有些官员给我们送礼，另一些人请我们吃饭，所有的人都表示对我们特别尊重”。他们还通过殷铎泽向浙江的官员赠送望远镜和钟表等物，以示友好。李明对于宁波城的感观是这样的：

    中国的第四个港口是宁波，位于该国的最东部海岸，就是我们停泊靠岸的港口。进入该港口是十分困难的，大船无法驶入。因为入口处有沙洲，即使是在大潮时，水深也不足十五法尺。但那里却从事大规模的交易，中国人从宁波出发，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到达日本长崎，只有两天的航程。他们运去丝绸、白糖、药材和白酒，并从那里换回铜、金、银。

    宁波属第一类城市，其规模在过去很大。由于近期的战争，它已几乎被毁成废墟了。特别是由于中国海盗郑成功（国姓爷）助明抗清，使清政府于1662年决定从山东到广东沿海“靖边”。该城现在总算是又恢复过来了，城墙处于完好状态，城区和郊区人口众多，驻军也不少。人们在大街上还可以看到大批古建筑，人称凯旋门（中国人称之为牌坊或牌楼——作者自注），这在中国是司空见惯的……

    经过南怀仁的积极斡旋，1687年11月2日，李明等人接到了康熙帝命他们进京的谕旨，“洪若翰等五人内有通历法者亦未可定，着起送来京候用，其不用者，听其随便居住”。路易十四的“国王数学家”终于可以离开宁波前往北京，这也正式开启了中法科学交流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