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墨画《唐山胜景画稿》中的《宁波府图》（局部），主要展现的是东门内外的景象。明成化三年（1467），日本“画圣”雪舟等杨随日本遣明使团贡船到宁波时所绘。

    田 力

    宁波与日本的交往可谓源远流长。早在公元8世纪的唐朝，中日间就开辟出一条新的海上航线，即从浙东沿海出发，直接向东横渡东海，到达日本列岛的南部。其中明州是中国方面最为主要的港口。到9世纪时，这条航线已经非常固定了。日本的遣唐使者和商船进入明州港后，可顺浙东运河到杭州，再经京杭大运河抵达扬州，直至京城。内地的商船也通过此条航线，从明州出海到日本。明州开始成为中日交流的主要港口。北宋建立后，由于积贫积弱，政府为增加财政收入，积极发展海上贸易，在明州、杭州、温州等地设置市舶司专门管理外贸事务，“招徕远人，阜通货贿”（宋高宗赵构语）。到南宋中期以后，明州（庆元）成为唯一被政府承认的对日贸易港，其对日贸易的优势地位从此确立。

    美魏茶在文章中对于宁波与日本在元代之前的交往历史只字未提，这或许是因为他当时接触到的资料有限。不过美魏茶根据中英文文献，对于明清时期宁波与日本的交往历程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梳理。他首先谈到明朝前期的情况：

    根据宁波的史志记载，我们得知，“在洪武元年（明代，公元1468年）（时间有误，应当是1368年——译者注），凡来入贡的海外诸国，均获准携带货物与中国进行贸易……这也是宁波与日本之间进行定期交往之始。

    40年之后，当日本贡使到达宁波的时候，被派去接收贡品的官员向永乐皇帝指出“根据旧例，进入中国的外国使节不得走私武器，贩卖给中国人。因此，陛下应当命令合适的官员去检查他们的货物，所有违禁品均宜如实登记并转送到首都”。皇帝谕复，“从海外来华入贡的外国人，其开销一定巨大。他们随身携带生活必需品，这也是人之常情。又怎可以为了实行禁令而一概进行扣押呢？至于军事武器，则允许其按照市价处理。决不可阻碍他们慕义向化（来我国进行贸易）”。在这位皇帝统治的第三年，即公元1406年（时间有误，应为1405年——译者注），由于来朝贡者（例如商人）大量增加，还特意修建一处公共旅馆来接待他们。

    明太祖朱元璋时期，主要实行的是闭关自守的对外政策。洪武三年（1370），还曾设市舶司于宁波、泉州、广州，以宁波专通日本；但此后频频颁布“禁海令”，“市舶司暂罢，辄复禁濒海居民及守备将卒私通海外诸国”。到了明成祖朱棣时期，则一改之前的保守政策，主动遣使至各国宣示友好，积极对外开放。永乐元年（1403），在浙江、福建、广东复设三市舶司。永乐三年（1405），由于“诸番贡使益多”，在三地市舶司分别设馆招待，其中宁波建安远驿。美魏茶在文中所讲的故事，其实是明成祖对日实行友好邦交政策的重要例证。笔者在《明实录》中找到了原文，据载，永乐元年九月，日本遣使圭密等人到达宁波，日船上带有各种兵器，有违洪武朝禁令。礼部尚书李至刚奏说：“日本国遣使入贡，已至宁波府，凡番使入中国，不得私载兵器、刀槊之类鬻于民，具有禁令，宜命有司会检。蕃舶中有兵器刀槊之类，籍封送京师。”但明成祖认为：“外夷向慕中国，来修朝贡，危踏海波，跋涉万里；道路既远，赀费亦多，其各有赍，以助路费，亦人情也，岂当一切拘之禁令？”李至刚解释，兵器在民间不许私有，也不准买卖，只能籍封送官。明成祖却说“无所鬻则官为准中国之值市之，毋拘法禁，以失朝廷宽大之意，且阻远人归慕之心。”由此可见，明成祖对于外国（包括日本）来使的宽厚之意。

    从永乐二年（1404）起，明朝与日本之间开始实行“堪合贸易”，宁波被指定为接待日本“贡船”的唯一口岸。由于明朝对于日本贡使给予诸多优待，日方在双方贸易中获利丰厚，其内部各势力集团争相来贡，矛盾加深。而明朝政府对日政策摇摆不定、姑息纵容、海防松弛，最终导致嘉靖二年（1523）“争贡之役”的发生。美魏茶也介绍了这一宁波历史上的重大涉外事件：

    贪欲驱使他们（指日本人——译者注）采取铤而走险的行动，从而中断了本已进行得如此顺利的交往。一位作者在《中国丛报》（第6卷，第598页）上写道：“1539年，一位日本使节带着许多船只前往宁波，要来缔结（重新）开放贸易的条约。但是海关官员羞辱性地对待使节，恼怒的日本人对中国人进行了报复。他们很快被赶回了船上，中方从此以后规定，日本每年只能派三艘船来华，而且船员不得登岸。在嘉靖皇帝统治中期，这些日本的亡命之徒没有足够的自制力来控制他们过度贪婪的行为，无论是在陆地还是海上，他们采取的是一种海盗行径，这也导致他们被赶出了宁波的贸易市场……”

    不过，美魏茶对于这段历史的讲述并不准确。“争贡之役”的大体经过是，嘉靖二年四月，日本大内集团派来的宗设使团，共三艘船到达宁波。数天后，由端佐和宋素卿率领的另一个日本使团也抵达宁波，共百余人，一艘船，他们是细川集团所派。宋素卿原是宁波鄞县人，熟悉中国情况，通过向市舶太监赖恩行贿，虽然后至，却在中国官府设立的宴席上“坐之宗设上”，这已使宗设颇为不满。在验收货物时，也是先收宋素卿使团的贡物。宗设愤恨不已，遂率众对端佐、宋素卿等发起攻击，端佐当场被杀，宋素卿逃去。宗设追至绍兴等地，未抓到宋素卿，又返回宁波，一路烧杀劫掠，最后夺船出海。备倭都指挥刘锦、千户张捏等率军追至海上，不幸战死。此事发生的主要原因，是本来积怨已深的大内氏和细川氏两个日本诸侯大名为争夺对中国的贸易权所致。“争贡之役”的影响极为深远，此后，明朝关闭了中日朝贡贸易主渠道，走私贸易开始泛滥，葡萄牙人趁机介入，而且加剧了倭寇的猖獗，成为“嘉靖大倭寇”最终形成的重要动因。

    清初，为对付郑成功等海上抗清势力，朝廷依然实行严格的海禁政策。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军平定台湾，海上威胁解除。次年，清朝废除海禁，宣布开海贸易。又分别设置粤、闽、浙、江四海关，其中浙海关就位于宁波。而当时的日本正处于江户时代（1603-1867），德川幕府实行“锁国”政策，仅开放长崎一港，允许中国和荷兰商人前往贸易。康熙开海不久，中日之间的贸易就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据统计，当时与长崎有贸易关系的江浙沿海港市有二十多个。其中，浙江的乍浦和宁波两地与长崎贸易尤为频繁。不过根据美魏茶的观察，宁波后来与日本的贸易衰落了：

    1830年，在克劳馥（J. Crawfurd）向英国上议院中国贸易特别委员会提交的证词中，他宣称“对日贸易仅限于浙江的宁波港，并且明确限制在10艘船舶；但是，由于到日本长崎的路程不超过四天，所以每年可以进行两次贸易”。尽管克劳馥先生是从中国人那里得到消息的，不太可能会将一个地方张冠李戴为另一个地方。但由于宁波与乍浦相距如此之近，他想必还是被误导了。我至今尚未找到宁波和日本之间仍然存在一丁点贸易的迹象。有一次，四名遭遇海难的日本人被从澳门送来由我照管，我有幸代表他们与宁波的军官进行交涉。军官们欣然接受了我的请求，但同时告诉我，将这些人直接送回日本完全超出了他们的职权范围，因为唯一与日本有联系的港口是乍浦。

    美魏茶发现，在宁波的地方志上将日本人称为“倭子”（Weitsz）。他对这个词很感兴趣，并且认为西方人也有可能得此名号：

    这是一个对位于帝国东边的海洋民族的称呼。但是在有关与日本人交往的简要叙述中，把与西方人（尤其是葡萄牙人）的贸易史也包括在内是完全可能的。这主要基于以下理由：第一，正如之前所说的，倭子一词适用于帝国东方的海洋民族。当然，这对于一个像中国人那样对地理位置一无所知的民族来说，他们给那些首先出现在东部或东北部海岸的外国人同样的称呼是很自然的；第二，日本人与葡萄牙人在对宁波的商业活动中所形成的亲密关系，以及几乎同时降临在两国商人身上的严重报复，将导致中国人把他们归为同一个民族。更糟糕的是，后来葡萄牙人在日本港口开展贸易，并很有可能帮助该国的海盗和走私者掠夺邻国的沿海地区；第三，当下有些地方，比如杭州府，在这里的外国人（尤其是英国人）都被称作倭子，本人亲耳听到有人叫我倭子；……第五，被称作倭子的日本人，在同一本资料里还被写作外夷，这个名字也同样称呼欧洲人，“夷”可用于指位于东方和西方的外国国家。

    明朝中叶横行东南沿海的倭寇，其实是一个国际性的武装走私集团，除了日本人和中国人之外，还有一些是葡萄牙人。而在嘉靖年间发展成为海上走私贸易中心的宁波双屿港，不仅国内海商云集，也是倭寇和葡萄牙人盘踞的主要据点。引文体现出美魏茶不仅了解这段史实，还能做出自己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