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玉琴

    提起老物件，便想起陪伴了我70余年的家空篮，思绪立刻跃入了一生最困难的日子，使我百感交集，浮想联翩。也许是人老了容易伤感，痛处一触即发的缘故吧。

    家空篮，是过去每户人家都有的普通物件，它是家庭主妇为一家人缝制穿戴做女红所需盛放的用具，针头线脑、剪刀竹尺、顶针针夹、碎布料等全放在篮里。一般用竹篾编制，如洗脸盆大小，轻巧灵便，通体漆朱红色，是姑娘出嫁时必备嫁妆之一。我家这只家空篮用藤条编制，呈八角椭圆形，直径一尺，底部9寸，高3寸，是祖母传下来的，足有130多年历史，如今已很难觅见。它一直随我南辕北辙，四处搬家，与我相伴不离不弃。

    旧时，女红是母亲对女儿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它既是手工技巧的传统艺术，也是做女儿的生活技能必备的一部分。因为不可能一时半会学会，所以要从小跟母亲学习，出嫁之后才有可能承担为家庭人员张罗衣食住行的任务。如果有些女孩不会，就会遭人取笑。

    很小的时候，我常手持针线和花布模仿大人样子，左肩靠门框，坐在弄堂口为布娃娃做衣裳、裙子、帽子，觉得好开心，这就是我迷糊快乐的童年。想不到，十岁出头，女红成为我挣钱的手艺。1948年，父亲失业，家里断了经济来源，母亲总抱怨父亲“文不像读书人，武不像救火兵”，身单力薄的父亲无可奈何，只能“逼上梁山”，硬着头皮，手提肩背，以卖面包为生。但这怎能担当得了一家五口人的柴米油盐？生活的重担压得父亲天天愁云密布。作为长女的我，多想顶天立地去挣钱。终于有一天找到了为裁缝店缝扣子的辅助工，我立刻操起了女红的活计。虽然收入低微，一天挣不到一元钱，至少也分担了一些为家人填饱肚皮的重担。

    女红是慢工细活，“一针勿来一针不去”，很考验一个人足够的耐力，来不得半点虚假。有点急性子的我，常常为求速度，顶针一滑，针尖刺破了手指头，鲜血滴滴。父亲见了，总心痛地关照：心急吃勿来热粥，慢就是快呀，十指连心，慢慢做慢慢做。现在想想父亲的话颇有几分哲理，常常会在我脑海里盘旋。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的助学金让我进学堂读书。那年放暑假，居民会宣传队排戏，内容是军民鱼水情，戏中我捧着红红的家空篮，踏着轻盈的步伐，唱着“我为解放军叔叔缝衣衫”，像模像样地演了一个小角色。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那个夜晚，我又捧着家空篮表演了“我为祖国绣红旗”的歌舞。

    “九月廿七风，懒妇掏家空”，意思是天气转冷了，应该为孩子缝冬衣了。婚后，作为家庭主妇，一有空隙，我就会坐在家空篮前为一家人操持穿戴鞋袜，成为我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过去多数人家缺衣少食，衣服常常新三年旧三年，修修补补又三年。不过在补破衣时，我也会动一点脑筋，用贴布在旧衣裤上点缀一朵小花或一只小狗、小猫，倒也别有一番新意，还让儿子乐呵呵地在小朋友间耀眼一回，好不得意。一天邻居小女孩丽丽不小心在她的黄裙子上剪了一刀破了，哭闹着，她娘又好气又好笑，请我修补。我立刻在家空篮的零星布头中掏到几块花布剪贴，缝成了一大一小两只翩翩起舞的蝴蝶。小姑娘见了，立刻破涕为笑，高兴得手舞足蹈。

    改革开放给全国人民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家庭主妇再也无需缝补衣袜，家空篮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可以束之高阁了。但是我却不然，喜爱女红的我，仍然将它放在左右，陪伴着我，只是不必再为生计而劳作了。退休之后，更加有条件发挥我的特长，琢磨着我儿时想象中的工艺品、手提包、孩儿鞋。每年端午节来临，我会用七彩绸缎缝制各种香袋，分送给邻居小孩、亲朋好友，也因此多次参加展览，得到过赞誉和奖励。2010年10月还被宁波晚报评为“十大年轻态老人最巧手老人”。

    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我天天专心致志地缝制虎头鞋、猪头鞋，一双又一双。每当我带着美好祝愿，为即将降生的孩子送上可爱的虎头鞋、猪头鞋，受赠者总是高兴得好像得到了什么稀世之宝，千恩万谢溢于言表。

    一只小小的家空篮见证了我从贫穷到小康的日子。苦难是人生的一笔财富，传统文化的女红，练就了我灵活的手指和思维能力，已经耄耋之年的我如今竟“返老还童”，天天戴老花镜，缝制属于我的作品。一针一线总关情，我把每一份情和爱都融入其中，守护可能失传的传统工艺，用七彩工艺装扮我的晚年生活。

    我动手，我快乐！每当我完成一件作品，我会自我陶醉并欢快地轻声哼唱：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