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星雨

    1960年，国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当影院的灯光暗下来，大银幕上一句句打出时代背景的介绍，攀登者们所背负的使命不言自明。

    影片讲述的是1960年至1975年的四次攀登经历。时间跨度大、事件重复率高、“攀登者”这个称呼对应群体的个性差异大等等，都削弱了它依照寻常叙述模式拍摄的可行性。而导演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在影片中刻画了许多饱含张力的细节，不仅加强了影片的连续性，而且丰富了影片的内涵。

    在叙事上，以一个物件——摄影机为线索连接全片：开头方五洲为救曲松林而舍弃摄影机埋下伏笔，登顶成功后因没有照片受到多重质疑，因而曲松林对摄影机一事耿耿于怀，直至李国梁遇险用生命保护摄影机……导演非常巧妙地运用了这个不起眼的物件，将其嵌入影片发展的各个阶段，从而增强了整部片子的连贯性。同时，借助留下照片对登顶珠峰成功被认可的重要性，赋予了摄影机登山责任、国家使命的重要内涵。

    影片中的另一个意象——蓑羽鹤也具有相似的作用。影片开头处用旁白解释：每年冬天蓑羽鹤都要进行一次最具挑战的迁徙——飞越珠穆朗玛。遇到风暴它们会成千上万地死去，可它们依然顽强，要飞越这世界上最高的山峰。至结尾登顶成功后又放出蓑羽鹤成群结队北归的画面，这样的前后呼应弥补了叙述事件繁多带来的结构上不够紧密的缺憾，且以不畏艰险的蓑羽鹤象征百折不挠的攀登者，画面非常大气，也富有意味。

    从主旋律上来说，《攀登者》表现的是前辈们在恶劣自然环境和国际领土争议的双重压力下为了祖国领土完整排除万难、执着登顶的不屈信念与爱国热忱。然而整部片子的内涵显然不止于此，影片中有许多台词都令人动容：例如赵政委那句，不管是我们今天的胜利，还是明天的强大，都不需要所有人的承认。这话不仅适用于当时腹背受敌的国际背景，也适用于国际环境风云变幻的现在。又如李国梁请命担任第二个窗口期队长时说，我们这一代人也应当经历些风雨和锤炼，方能更好地接下上一代的重任。这句话背后包含的代代相因的传承态度，我想，也是导演想要表达给年轻观众的……诸多富有深意的句子不仅体现出编剧对于台词的雕琢，更彰显了电影内涵的丰富多元。

    同时，影片中有意识地介入亲情、友情、爱情等多种情感，将人还原到社会背景下，使那些攀登者们不再是为国而战的信仰机器，而是一个个有复杂情感的“人”。例如1973年国家再次组建登山队，方五洲在国家体委的通知“于三月十三日十点前到国家登山队报到”与徐缨来信“我于三月十三日十一点到，盼见”之间的挣扎，通过这种处于翘首以盼的爱情与国家使命之间的抉择，配合以演员精湛的艺术技巧，塑造出一个更为真实、更具感染力的鲜活人物：他有七情六欲，他渴望爱情，这样的决定他会痛苦，但为了国家使命，他不会后悔。这样的细节刻画与表现也更加凸显了国家使命的崇高意义。

    因而窃以为《攀登者》作为一部新题材电影，是一次有意义的尝试，它通过细节的张力实现了主题的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