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志强

    1982年，我到泗门镇初级中学任教。《东河沿人家》的作者汪菊珍，也在那个中学。同为语文教师，我们仅有过一次交流，很短暂，也没说过几句话。依稀记得话题是文学作品。教语文当然会谈文学作品。只记得她的家就在《东河沿人家》所描述的那条河边。那里都是老式的平屋，多为明清老宅。河水不大，夏天可以踩着河中的一个一个石墩子过河。夕阳西下的河边埠头，多为妇女、小孩，洗衣洗菜，以及玩耍。《东河沿人家》是能唤醒记忆的书，唤醒了我记忆中的气息、色彩和声音，以及古镇、小桥、流水、人家。

    镇里任教大半年，我调进了城里，那时，余姚还是县城，后来撤县改市。我在“机关”供职，生活的节奏明显地快起来。每一次回泗门镇，都有变化。渐渐地，东河沿人家所坐落的那条河不见了，那些瓦房也消失了。一座座楼宇拔地而起。汪菊珍已是中学高级教师，后来，她一家也调进了余姚城区。她与我妻子亲如姐妹。时间、空间已跟“故乡”拉开距离，不大不远，是一种可以回望的距离。就如同一个人遥望自己的童年。

    童年是一个人的出发点。《东河沿人家》，多采用童年视角，仿佛童年的汪菊珍慢慢地接近了现在的汪菊珍，其中包含着一条成长的线索。

    其实，成人的成熟需要童年陪伴。现在的节奏过快，容易失散自己的童年。作者就是拽着童年的自己一起走的人。汪菊珍起兴写“东河沿人家”，犹如童年在呼唤她，也似相互寻觅。2015年，她开始写。起先，也没像古镇改造那样有整体规划。一篇一篇写，就如同在改造过的古镇还原为早先的面貌。就像雕刻家，一块石头面前，凿着凿着，形象就显露了，形象藏在石中，更在雕刻家心中。

    父亲逝世后，我回镇少了。有一次回“老家”（父母不在世，似乎“老家”就“空”了），我独自散步，想印证或寻找汪菊珍《东河沿人家》里隐匿的屋、河、人的踪迹。我迷路了。我记得在镇里当教师，常走石板路，雨后走，石板会翘一下，溅出水花。现在，这些已被严肃的水泥路覆盖了。

    许多“同乡”已居住在市区。2017年，有一位同乡说：镇里要恢复那条河。我笑了，说：填埋的河，上面造了那么多高层建筑，怎么恢复？

    但是，汪菊珍以文字的方式“恢复”了那条河、河边的人家。它们在文学中显示自己的存在。我是第一个读者。汪菊珍只是写，没提过发表的事儿。当时，已有了五六万字的规模。有一次，我说：可以投出去了。她说：我写的东西能投吗？

    《文学港》杂志封底有一句很有诗意的话：我们走在更纯粹的路上……汪菊珍由《文学港》起步，发表了三次。然后，2018年，有一天，郑州一个杂志的副主编给我打来电话，汪菊珍投稿没留联系方式。那位认真的副主编说：那一组，先留用一篇。过了一段时间，再看，都好，选了三篇。随后，江苏的一个杂志的执行主编也来电话，要我转告汪菊珍，一组三篇留用，不要外投。一个作者的写作，到达了一定的水准，杂志的编辑自有眼力。哪个刊物不想用好作品，不想发现新作者呢？

    汪菊珍发表了作品，欣喜之余，总是嫌自己没写好，写得不够好。总认为写得不够好，怎么办？显然已有了高标准。词、句、段、篇，反反复复地打磨、推敲、增删。我想，文章与其说是写出来的，倒不如说是改出来的。

    汪菊珍乐此不疲地修改文章，让我想起多年前的一个电视广告：熬啊熬，熬出个阿香婆。转喻为作者和作品，阅读、写作、修改，都得熬，慢慢熬，经得住熬。沉着，从容，熬到一定的火候，文字的趣味，人生的况味，自然会熬出来。

    我想到了汪曾祺，熬了大半辈子，被别人称为“大器晚成”，其实，他早已有名。他晚年的作品开启了一代文风。我把汪曾祺的小说当散文读，他不写自己没经历过、不熟悉的生活。有人问他，小说怎么写？他说：随便。汪曾祺小说确实很“随便”，不耍噱头，不炫技巧，其实已内化了——回归自然，不事雕凿。可以看出，《东河沿人家》或多或少，摸着了“随便”的门道，只是表达时还有点拘谨。单是看目录中章节的小标题，就能够感到汪菊珍对细节的重视和敏感，而且是有含量的细节。细节在运行中升华了作品的品质。

    这就是我所能感觉的关于《东河沿人家》生成的背景。每一个读者自会投射自己的童年。我视《东河沿人家》为长篇散文。六章，每一章写了东河岸（镇里不称河岸，叫河沿）边一个相对独立的宅院，那是有血脉相连的人家，墙相隔，情相通。以小河、人家为基本文学元素，重点追忆的是古镇的人物，人性的流向。汪菊珍重建了记忆中的古镇、小河、人家，以童年“我”的视角，辐射式地在时间和空间的格局中，写了一系列血脉相关的人物。人物所表现出的尊严、友情、悲悯、同情等情感，具有永恒性。这就是回忆里的那条“大河”传递出的人性的消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