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街示众。图中展示的是对海盗的拷掠现场，犯人头上插着两杆小旗，旗杆部分是直接插入犯人的头皮中。图片出自《中华帝国：历史与描述》（The Chinese Empire: Historical and Descriptive）。

    田 力

    海盗们需要到镇海，在这里给资遣散。但当这些海盗船进入镇海的甬江口后，就发生了危机：

    这些海盗在镇海下泊之后，便十分霸道滋扰。他们在江口放下一道拦江索，从过往的小船那里听到传言说，如果宁波方面降低了招安的代价，他们就不干了。最初几天，遣散海盗的船只，将船上的炮搬到城里进行得相当平稳，但不久他们便一致要求，有些东西得保存下来自己用——几艘最好的船只和几乎所有的大炮。官员们拒绝了。前者发出了威胁，进行劝诫也没多大用处。罗（镛）知府被派来协助提督处理紧急情况，他没有那种官员应有的谨慎，贸然登上了一艘海盗船，结果被关了起来。看到知府遭受如此粗暴的对待，他的副手赶紧跳船逃命。幸亏当时穿的是丝制的长袍马褂，副手安全地漂浮起来，虽然不雅，但还是平安抵岸了。

    经过磋商，这支令官员们头痛不已的海盗队伍最终解散了，玛高温写明了他们的归宿：

    遣散刚刚结束，在福建提督率领下的40艘战船开进宁波。将那些还未一哄而散的广东人运送回原籍省份的工作随即展开。这批人（在500人以上）很快就会找到前往香港殖民地的路，隐去他们过往的身份，成为名副其实的、更大胆的新冒险者。最后有关海盗的消息，我们是从常巡抚的告示中获悉的，这则告示是他在上周午夜突然返回省城后发布。巡抚告诉我们，布兴有一伙已悔罪投诚，他也已经奏请皇上宽赦叙用。五百粤人已发遣资，由两队兵船解回原籍。布兴有及部下数十头目已在宁波安置，以待皇恩。

    不过，玛高温对于官员们招安海盗的做法颇为不屑，他用讽刺的口吻评价道：

    毫无疑问，他们从一开始就实施这个国家的能臣良将所普遍采用的方法来遣散海盗船队。他们并没有短视到不明白这种平息暴民的方式并非长远之计。相反地，他们很清楚海盗船队会重新出现，其成员很可能就是收到遣资又没有受到惩罚的同一批人。但是，“我之后哪怕烈火熊熊”（Après moi la flamme）在这个“中央王国”是普遍信条，只要设法保住乌纱帽，直到调任其他口岸，一个中国官员所要完成的也就是要他做的事情。

    “年鉴”之名，中国古已有之，最早见于《宋史·艺文志》，撰者刘玄，不过原书已佚，内容也无从获悉，很可能只是属于术数类中的五行类书，与历书阴阳择日一类书相近。而真正意义上的年鉴来自欧洲，英文名为almanac，该词源于阿拉伯语，原为历书，用于占星和记录天气。约从17世纪开始，almanac的内容逐渐增扩，收录一些包括宗教、医学、实用知识在内的“有用信息”，开始向现代年鉴的形式演化。在资讯不发达的年代，年鉴一度是最大众化、通俗的文献，能有效地起到传播信息与知识的作用。

    西方人在中国编纂的年鉴，目前所见最早的是1832年在澳门出版的《英华历书》。到了1846年，在香港发行的《1846年香港年鉴和指南》（简称《香港年鉴》）则是中国第一种城市年鉴，其所刊登的内容不但反映香港一地的概貌，还可从中了解中国开埠之初，各通商口岸的商行、外侨的简况。1852年初，刚刚成立不到两年的上海北华捷报馆仿照《香港年鉴》的体例，编辑刊行了英文版的《1852年上海年鉴与商务指南》（Shanghai Almanac for 1852, and Commercial Guide，简称《上海年鉴（1852）》），这是中国内地的第一本城市年鉴。据法国汉学家高第所著《汉学书目》所载，从1852年至1863年（其中1859与1862两年未见），北华捷报馆出版的《上海年鉴》共有十种，可惜已无法得见其全，目前笔者可以读到的是1852、1854、1856、1857四年的全本和1853年的残本。

    《上海年鉴》在编纂之初，只安排了历表，月相和日、月食，口岸和港口管理规章，有关机构、商业和侨民，进出口关税和扬子江航行指南等内容。但在实际出版的时候，由于内容大大超出了原定范围，不得不另增“文录”（Miscellany），竟占了全书四分之三的篇幅，主要收录的是上一年在《北华捷报》上发表过的文章，这也成为该年鉴的一大特色。因此从1853年开始，年鉴就更名为《1853年上海年鉴与文录》（Shanghae Almanac for 1853, and Miscellany），形式也更加明确，全书分成历书（Calendar，当时拼作Kalendar）和文录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其实就是有关上海信息的汇编，对于后世了解开埠初期的上海城市面貌和各方面的情况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第二部分则更加丰富多样，收录的文章涵盖介绍中国的历史、语言、文字、地理自然环境、社会民情风俗、与西方国家的交涉、当时国内重要历史事件等方面的内容。让笔者颇感意外的是，在文录中竟有许多与宁波相关的文章，它们的作者大多是当年侨居甬城的英美传教士，如玛高温、丁韪良、袆理哲、哥伯播义等人。宁波地区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到太平天国运动结束以前，有关其社会状况的中文史料非常缺乏。除了段光清的《镜湖自撰年谱》之外，当地的官员和士人，几无文献或者笔记资料留存于世，即使是地方志有所记载，也多是语焉不详，泛泛而谈。而玛高温等人却对当时宁波地区发生的重大事件进行详细记述，文章的史料价值就不言而喻了。

    1852年的《上海年鉴》文录部分刊登了玛高温的万字长文《宁波的海盗、民变与私刑》，这是有关宁波开埠初期的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在其笔下，鸦片战争后水师废弛，浙东沿海海盗猖獗，民众深受其害；葡萄牙人凭借装备良好的武装船只，提供护航业务，但却行径恶劣，变相敲诈；地方官员欺上瞒下，官府的社会控制力薄弱，疲于应对僧变、盐变与教变，从局部展示了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前中国社会的动荡。本文受篇幅所限，仅介绍当时横行于浙东沿海的海盗和他们接受招安的故事。

    按照玛高温的说法，浙江沿海各地自古以来就频受海盗滋扰，在道光皇帝统治前期，海盗们尚不敢去挑战帝国的水师。但在鸦片战争之后，经过与英军的交战败下阵来的清朝军队，锐气尽丧，海盗们又故态复萌，数量、力量与胆气每年都在增长，他们以石浦为基地，常

    在海上打劫来往商船和渔船，或是洗劫沿海地带的村庄与商铺。玛高温这样写道：

    海盗的大本营基本上设在石浦，这是一个位于宁波府南面的小城，距离镇海约60英里。其港口相当优越，有很好的屏障也很难靠近，其航道因深水处很窄，只能容下四艘船进出。此处的潮水也尤其巨大。在这样的地方，海盗们非常有把握，可以藐视前来进攻的几乎任何军队……去年夏天，一批来自广东的不法之徒加入其中，增加了海盗们的实力与效率。他们在石浦扎营，在这一地区收费，只容许官府的差役到镇上来。沿岸许多大型村落都遭到劫掠。居民们一听到海盗要来的风声，赶紧埋好财物，躲进山里以求自保。几个月前，海盗们光顾了舟山的一个市镇，居民们被要求将全部的钱财银饰都放在附近的野地上，就这样，他们交出了几乎所有的财物。在得逞之后，海盗们的胆子愈发大了，向定海和镇海发出了同样的威胁，当局被惊动，开始采取措施，加强宁波的防御，并着手消灭海盗。

    当时在浙东海上活动的海盗有多股，其中势力最为强大的当属从广东过来的海盗，首领名为布兴有，据说其拥有船只百艘，部众过千，“游弋巨洋，行劫商旅，官兵莫能制”。因为这些广东海盗的船形如蚱蜢，当地民众称其为“蚱蜢艇”；又由于这些船表面涂成绿色，所以又被称为“绿壳”。此后，“绿壳”一词就成为宁波、舟山、台州、温州等沿海地区对海盗与土匪的通称。清政府派水师进剿布兴有部，却大败而归，连己方主将也被海盗俘虏。噩耗传来，引起宁波一片恐慌，据说：

    这一时期，石浦方面对宁波稍有风吹草动，城里便会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官员首先开溜，继之以兵勇，随之则尚在城内的各个阶层，从绅商士民到普通百姓，纷纷出逃。留在城里的只有当地的土著、流浪者和跟着从山里招募义勇一起来的冒险者，逃走的居民也没有留下多少东西可以让他们满意的。面对这样的情况，一度还相当危险，英国侨民要求军舰再停留一段时间。

    宁波官员在无奈之下，也恳请即将离开港口的英国战舰“竞争”号（Contest）继续停泊甬江，对宁波城进行保护，“在他们看来，这一艘兵舰就足以让海盗们不敢靠近宁波”。舰长斯宾塞同意推迟前往琉球的行程，“这使得为避免大难降临而一筹莫展、惶惶不可终日的官员们终于松了口气”。

    与此同时，浙江地方官员“半因胆怯、半因狡猾”，对海盗采取了招安的政策，巡抚常大淳亲自来甬督饬办理。双方的谈判进展缓慢，为推动交易，甚至将一批文武官员送到海盗的船上作为人质，又在宁波、杭州等地向绅商富户劝捐，以募集招安海盗的费用。就在洽商渐进深入之时，事情又出现波折。按照当局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