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妍捷

    电影《长安道》运用了倒叙和插叙相结合的表述手法，令这起 “九号墓”文物走私案件看起来既充斥着由暴力与血腥营造出来的紧张感，又夹带着烧脑的悬疑性叩问人性的灵魂深处。影片是通过一个证据确凿的伤人事件来展开剧情的：随着一阵激烈的争吵声过后，西京一处四合院内便接连响起数声刺耳的枪响，一个举着双管枪的妇人同门边相对而立的一个持手枪的年轻白衣女孩，几乎于同一时间倒地。影片没有在案发现场作过多的停留，镜头就马上切换到一家医院的过道内：一位焦急的白发老者一边撕心裂肺地叫嚷着“大夫”，一边抱着那名浑身鲜血的少女拼命狂奔……警察在不久后陆续赶来，不过医生还是宣布姑娘抢救无效死亡，老者随即悲伤致昏厥。

    枪击案由此演变成了影响恶劣的两尸两命惨剧，但导演并没有直接回顾案件经过，而是借由不同主人公的回忆带出剧情，让观众被动跟随角色的视角，通过几位主角的经历和遭遇来拼凑出事情大致的轮廓。死去的妇人林白玉是老者万正纲的第二任妻子，也是他的经纪人和制作人，生活里强势的她，背地更凸显着龌龊和贪婪。温文尔雅的历史学教授万正纲，对唐代的风土人情颇为痴迷，也对唐王朝年代的古玩有一定的研究，在家里对林白玉言听计从的他实则也有着自己蓄谋已久和不可告人的目的。原名万俊的“黑社会”姑娘赵红雨被判社区管制，由生父万正纲接回家照顾，表面上是不得已走进万正纲夫妇生活的赵红雨，其实对这对夫妻早已“别有用心”。正因为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使得情节的走向很难用惯常的理性来推断；正因为他们每个人心中都埋藏着自己的“小九九”无法表露，只能靠着平静生活的掩饰，在背地里相互提防，却在不经意间改变着自己的命运，从而造成了剧情的一再反转。毕竟每个节点如果少了其中一个环节，都不会把故事带向接下来的走向。

    本以为警方制止了郭德宝为首的盗墓团伙对“九号墓”的发掘，但被警察严密监控的武惠妃棺椁竟不翼而飞，警察邵宽城只好推迟辞职创业的计划，继续调查。而真相，却是人性中善与恶、美与丑之间一场赤裸裸的博弈。所以值得一提的是，导演在《长安道》的拍摄中没有去选择那些长时间的、有距离感的镜头，而是将更多的视角留在了人物身上，去抓取那些能代表人物特性的细节，透过直视人物的行为特征，去推衍背后的心理动机，从而展现出人物的多面性。

    在导演的镜头下，万正纲这个知识分子的形象就被毫不留情地撕开剖析，在不值钱的名誉和面子面前，那件“理想”的脆弱外衣包裹下的“贪私愚昧”已经一览无余。表面上看，万正纲符合了世俗对“成功人士”所有的定义：有高尚的职业，有社会地位，有钱，有一个漂亮的太太，失散多年的女儿也回到了身边。总而言之，他是一个很让人羡慕的大学教授，散发着极为高级的“文人气质”。他有学识，站在《唐史讲坛》的舞台上，万正纲身穿老式考究的灰白色中山装和卡其裤子，气定神闲，口才非凡，讲到武惠妃的一生与大唐的关系时，他走下讲台，走到舞台中央，提高了音量，从他放光的两眼里，那澎湃的心潮喷涌而出。他很儒雅，面对美丽的妻子林白玉指着鼻子责骂，他都默不作声，且表情都没有波澜，等妻子骂得差不多了，他用唯唯诺诺的语气哄道：“你每次对我发脾气，我都百看不厌，你美丽不可方物，我不忍打断。”他还很“爱”他的女儿，知道失散已久的女儿赵红雨被抓进了派出所，他赶到警察面前点头哈腰地讨好，甚至给负责案子的邵宽城送去自己的演讲票；为了让女儿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他接受了林涛的建议，让赵红雨去精舍做秘书工作，还暗地托香港的朋友为女儿设立基金，联系国外学校，甚至带女儿回老宅回忆过往，企图修复父女关系。万正纲演绎着忠良的好人，直到赵红雨卧底的身份在他面前暴露，他的人设彻底崩塌——真实的他实际把名声看得比一切都重要，一生都在小心翼翼地藏着这些污点：和林白玉出轨，那是知识分子遇到红颜知己的情投意合；在林白玉那里吃软饭，甚至为了上节目最终妥协当文物掮客，是因为事业发展的无奈；面对血流如注的女儿赵红雨，虽然抱头痛哭，却坐视女儿失血而死。从一开始，他就在给自己的每一个错误找借口。这是一种三观不正的文人所独有的狠，看似为了大业不惜一切，内心不过是道德败坏的小人，藏着一颗自私自利的冷漠黑心。前后形象的强烈反差，让万正纲人性中恶的一面被体现的得淋漓尽致。

    当然也不能不提多次出现的橘子糖。流行西京的橘子糖是万正纲奖励小时候的赵红雨的礼物，是赵红雨对父亲满满的回忆，以及考取警察学校的动力，也是赵红雨用特有方法暗示邵宽城真正凶手的道具。一颗小小橘子糖联结起了父女亲情的纽带，揭示着故事的真相。

    总的来说，《长安道》虽然是犯罪悬疑片，却用“情感”深化了它；它是饱含亲情、友情的情感片，却用悬疑突破了它。它摆脱了大团圆结局的桎梏，取而代之的是充满适时反转与人性阴暗的结尾——文物完好无损地回归祖国，人性的光辉也希望能尽快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