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4年的宁波街景。这是一幅水彩画，标题为《中国婚礼》，由克里（Edward H. Cree）绘制。克里是英国侵略军的随军医生，这幅宁波街景是他于1844年12月在宁波所绘，画面左侧有一顶宁波所特有的、新娘在迎亲中乘坐的朱金木雕万工花轿。

    19世纪50年代的中国大地动荡不安，对朝廷来说处在内忧外患之中：外有西方列强虎狼环伺，第二次鸦片战争烽烟再起；内有太平天国革命席卷东南半壁江山，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即便是位于东南一隅的宁波，也常常能够感受到“天下未靖”的震撼。1853年3月，太平军奠都天京（今南京），其兵锋可直抵与之毗邻的浙江。1853年9月7日，属三合会支派的小刀会受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占领了上海县城。这两件事都对当时的宁波造成了极大的震荡，社会危机四伏，士绅百姓惶恐不安，变乱的种子也在萌芽滋长，而地方政府的社会管控能力却在不断减弱。正如当时在宁波任职的段光清所言“天下自此不安……人心正在思乱……宁波动辄聚众（闹事）”。

    玛高温在1854年的《上海年鉴》中描绘了宁波城里的紧张局面：

    大批的宁波人，他们原是在扬子江流域各大城市从事各种职业，因为受到无法进行交易的恐慌影响回到家乡，同时也将紧张的消息传达给自己的同乡。对于银元的需求使得它们的价值大大提高，其价格也因此受到很大的影响。富人们将财宝连同他们的家人藏起来或者送到乡下，而木匠们则忙着为街道制作栅栏，泥瓦匠在奋力填堵前门和出入通道。按照当局的指示，城里组织了巡逻队，尤其是对城门的守卫多加警惕。不过，并不是因为害怕叛乱者的袭击，而是为了防备当地强盗的劫掠。知县大人虽然沉迷于诗词，但却是一个称职的父母官，为了检查疏散的情况，他出了以下告示：“百姓毋需逃离，宁波是一座位于海边的城市，强盗不会到这里。如果你们担心遭受当地暴徒的袭击，那就先告知你们，本官已经安排了一系列的防护措施。”“自本公告颁布之日起，如仍有人目无法纪，胆敢逃匿乡间，本官会在各城门设置军事守卫，询查原因。”

    阻止城内一些头面人物逃离的企图是徒劳的——没人把禁令当回事。知县大人发布的下一份告示更加成功些，因为受欢迎，他禁止从城内向外运输粮食。然而第二天，在米业公会的代表请愿和5000美元的担保之下，他确信这种限制是不合理的，于是授权大米自由贸易。

    根据《上海年鉴》中的讲述，尽管形势危急，宁波的地方官却大多颟顸无能，处置无方，政府的威信也在不断下降，士人、水手、农民等社会力量均可与之对抗：

    现在发生的一件事情显示出士人的力量。在考场的墙上贴出公告，声称由于省会附近不安定的状况，将妨碍主考官在指定日期抵达宁波，并且推迟了文科学士学位候选人的考试（当指清代由各省学政所主持的“院试”，通过府试的童生均可参加，凡录取者被称为“生员”，俗称“秀才”——译者注）时间。消息一公布，从宁波府属五县来参加考试的童生们立即表达出强烈的不满。舟山的士人过来向知府请愿，要求免去该地区当年的赋税。知府对因延期所激起的义愤感到惊慌失措，于是请求来人暂留三天，直到他能从杭州得到进一步的指示为止。也恰好是在承诺的时间内，他能够给请愿者一个答复——也就是说——主考官正全速赶往宁波主持考试……

    在甬江口的镇海约有40艘漕船，已经停泊了数日。它们原是准备开往扬子江口，在那里装载漕粮运至天津。知县多次催促船主放船出海，但终归徒劳无果，于是决定施以威吓。在农历新年，他将几个行为乖戾的水手拿下，并在衙门里鞭笞他们。然而第二天，他还没来得及将要惩罚整个船队的威胁付诸实施，就发现已经处于一群愤怒暴徒的围攻之下。在其成员遭受凌辱之后，水手们立即召集了一次会议，毫无争议地决定教训一下“县太爷”，群情激奋，所有人员立即着手执行决定。然而，那些受到鞭笞的水手在岸上的朋友提前行动，他们将县太爷结结实实地揍了一顿，但又为了救他性命，把他赶出县城，让他堂而皇之地逃回宁波。愤愤不平的水手们发现他们的猎物已经逃脱，便肆意在县衙、海关和其他官署公开破坏抢劫，直到知府从宁波赶来加以安抚，才使得他们平和下来。水手们获允在这个口岸继续“度假”。

    我在舟山也目睹了类似的场景。当时，大批的商船被海盗所包围，而水师副将的大队战船也停泊在港。某天清晨，一艘小船载了几个人进港，海盗劫持了这些人的船只以后，把人给放了。其中的一些人因为中了火炮而奄奄一息，最终丧命。同伴们将这些可怜人焦黑的尸体拉到街上，愤怒的水手们聚集起来，冲进副将驻地，将他狠狠打了一顿，捣毁了所有的家具和部分营房。本来，由于这名军官所展现出的怯懦已使其声名狼藉，若上级知晓，则官位定会不保，因此这些事情最后并没有向省里报告。

    1853年9月，小刀会在上海发动起义后不久，宁波也爆发了双刀会起义，响应小刀会。双刀会原是属于反清组织天地会的支派，发源于福建漳浦，后传入宁波。上海小刀会起义期间，首领刘丽川曾派副手张金山来宁波，“授以伪印旗帜及符布数万”，秘密集结各地双刀会成员，计划发动武装暴动，但事机泄露。正在家乡办团练的鄞县举人李厚建“变姓名，易衣冠，谒金山”，伪称自己“日思走上海投义军”，诱骗张金山至其家，设晚宴，趁酒酣时将张金山捆缚送官。张金山被清政府所杀。这个故事原是记载于中文地方志里，没想到新发现的1856年《上海年鉴》里也有讲述，但在内容上略有不同，“智擒贼首”的人不是李厚建，而变成了他的父亲李维镛。

    自从上海陷落之后，宁波也有两次差点遭遇同样的命运。第一次是由一群来自舟山等地的冒险者，他们宣称是从小刀会头目那里获得授权，成立帮会，名为“双刀会”（Double Sword Society）；向入会的成员提供一份与秘密会党通常所用一样的证书。七个主要的阴谋者来到宁波，以确保那些大胆的、鲁莽的人，尤其是出于任何理由对当局不满的人进行合作。对于这些阴谋者来说，不幸的是，他们被介绍给一名姓李的前任军官（指李维镛），他早已不耐烦再次赋闲在家，迫不及待地抓住了这个讨好官府的机会，将上海来的密使出卖。他邀请这帮人参加宴会，并且在席上喝了威士忌（即指烈性酒的意思——译者注）。就如中国民谚所称“烈酒能够发现心中的情感”，或者说“酒后吐真言”（in vinum veritas）,在获取了所有想要的信息之后，他召集了一些为此目的而雇来的随从，将客人全部捆绑起来，由其带到省城，直接交给巡抚。那些人在遭到严刑拷打从而供出有关上海叛军的情报之后，全部都被斩首。作为对李先生所做贡献的奖励，巡抚承诺他的举人儿子可以不参加考试就获得进士学位（the degree of L.L.D.），并且会向皇帝请旨，授予其荣誉称号。

    而根据李氏后人为李维镛所立《曾大父笙南先生家传》中的记载，李维镛在得知张金山等人即将举事的消息后，对其子厚建说“事急矣，当以计擒之”，于是李厚建“变姓易服”，“往见金山，诱之城西，缚金山与其党”。李维镛“亲解省垣，皆置诸法，余众瓦解”。事后，朝廷“优奖盐课司提举，加运同衔”。可能这一说法更加符合历史真实。

    社会动荡不宁，宁波人参军的意愿倒是很强烈。有些“聪明人”居然还从中发现了商机，利用外国人的名义，设计了一场骗局。玛高温在1856年的《上海年鉴》里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有个宁波人原在上海谋生，因为城中的小刀会起义而丢了工作，被迫回到宁波依靠其“智慧”生活。他与一位朋友搭讪聊天，问道：“你听说了没有？某某传教士正在组织一批乡勇保卫宁波城，因此可以获得巨大的功劳。”一旦对方说不知道，他便接着解释整个计划的细节，然后告知这个计划是委托他来管理的。热心的听众很自然地就相信了这个故事，因为就像其他的城镇居民一样，凡是我们（指传教士——译者注）的朋友所说的好事，他都认为是足以可信的。“现在”，那位狡猾的阴谋家说道，“我由于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都不在宁波，所以这里认识我的人并不多，我自己也不能很轻松地处理这件事；如果你能到乡里去招募新兵，由我来登记并组织他们，那么就任命你做我的副官。”结果在指定日期，有超过100名乡民被带到镇里登记，在此情况下，他们每个人都像往常一样，支付了一笔费用。因为在中国，事情通常是相反的，新兵得不到赏金，反倒是要为获得入伍的特权而花钱。把钱装进自己的腰包之后，这个骗子指使他那头脑简单的副官过几天就把这些人打发走，在此期间还不断招进新人；还说要在一个特定时间与所有的乡勇见面。到了约定的那一天，许多笨蛋带着他们的同伴前来加入传教士的民兵组织，但却发现找不到组织者了！那位副官和一些被骗的人前往某某传教士的住宅，在那里他们被告知，“这项事业的赞助人”此时还在舟山，另外就是，他们被骗了。乡勇们当然不信，又急忙赶去另一位传教士家中。这一次，对方终于让他们相信了整个交易的性质。这些可怜的家伙安静地回到田里干活，在类似的情况下，他们比任何其他国家的农民都要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