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国家海事博物馆藏“夺取宁波”系列淡水彩画之四。1862年5月10日，英水师总兵丢乐德克、法水师统领耿呢，助清提督陈世章、已革道员张景渠等，进攻太平军占领之下的宁波。

    19世纪50年代，清王朝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又遭到太平天国运动的巨大冲击，赔款及军费导致了极为严重的财政困境。为此，清廷采取了办捐输、收杂捐、兴厘金、拨丁漕、征地丁、运饷盐、提关税、铸大钱、发票银等手段，多方筹集资金来弥补庞大的军需开支。其中捐输（或者叫“捐纳”）一项所占比例甚大，这原本只是绅民在国家临时有事，财力不继时，向朝廷捐献财物的自愿行为，以此也可得到朝廷授予的功名、身份、官衔和一些优惠待遇，是政府获得财政收入的一种方式，本质上属于卖官鬻爵。但到了太平天国时期，由于起义军一路势如破竹，连清朝的财源重地——江南都被占领。朝廷缺少军费，于是强行摊派社会上的巨商富贾出钱捐助，此时的捐输已经变成强制性的捐款。这一情况在宁波也很普遍，玛高温虽然是局外人，但也对此现象感到愤慨不平，在1856年的《上海年鉴》中，他以慈城药材商冯氏的遭遇为例，对捐输制度进行了强烈批判：

    多年以来，中国政府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缺钱。为补充耗尽的国库而采取了各种办法，也做了许多有损国家尊严的事情，特别是在强迫民众捐款筹集资金，以及出售官职和荣誉称号方面表现出极为无能。随着革命态势的进一步发展，政府对于金钱的需求也不断增长。现在，在危险感和无助感的驱动之下，清朝统治者又……想方设法要获得银子。……尽管它是用充满温情的腔调来表达的，但仍然会使所有的有产者都感到惊恐不已。在中国，拥有财富者却常常运气不佳，在目前的情况下，许多人都认为这一点是完全符合事实的。

    冯先生是一位著名的药材商人。他的商业贸易活动已经深入到帝国的每个地方。但他却被浙江省的各级官员以皇帝的名义所骚扰，他们要求冯捐出400万银元，这差不多就是其所有财产的总和。在压力之下，他愿意放弃全部资产的四分之一，这也确实就是北京的朝廷所要求的。冯被认为拥有资产1400万银元。在上次捐输的时候，朝廷要求各省级官员，提交辖区内富户的名单以及他们各自所拥有的资产数额。我们的这位朋友，由于他广泛的商业交易和众所周知的慷慨，而被认为有无尽的收入。在中国的这个地区，有几个人其实比冯更有钱，但被要求捐输的钱数却少得多；然而，由于冯是一位大方的、热心公益事业的人，而且已经为国家慷慨捐赠过好几次，这其中还包括帮助道光对英国的战争，但他从此也被中国北部的“猎人们”（指要求冯氏捐款的官员——译者注）盯上了。就朝廷承诺给他的职务与头衔（实际上，这位商业巨子非常轻视这些东西）而言，冯完全有理由服从皇帝的谕令。但他也担心，此举会得罪正在节节胜利的革命者。不过由于朝廷发出的监禁与没收财产的威胁，唯一悬而未决的问题便是所谓的“捐款”数额。

    玛高温文中所称冯先生，应当是指清代慈溪（治所在今慈城）巨贾冯云濠，他出身于药商世家，宁波的冯存仁堂便是其四世祖冯映斋创办。冯云濠原就儒业，是道光十四年（1834）甲午科举人。后弃儒经商，拓展冯存仁堂业务，在药行街开设的“冯万丰”药号是当时浙东最大的药材批发商号之一。地方志记载，咸丰年间，他“筹防助饷，先后捐银二十万两，累叙至候补道赏戴花翎”。

    碰巧的是，清廷强迫冯氏捐输之时，安徽宿松人段光清恰好担任鄞县知县，并署理宁波知府，在其所著的《镜湖自撰年谱》里也记载了此事，可与玛高温的讲述相互印证。段光清称由于冯氏是宁波大富，在各省皆有买卖。有京城御史上奏说冯氏家资有二千万，于是皇帝降旨，命其捐纳数百万。这一谕令与强盗打劫也无甚区别，真是要逼得冯氏毁家纾难了。冯氏无奈之下，只能计划“将收一切生意，自呈其家底账，实有家资若干，请抚台奏伊家应捐若干”。其实地方官员也知道朝廷的要求不合实际，就如同段光清所说，“冯姓各省有生意，不过以富字招牌，各路易通，岂有现银堆积在家。捐饷济军需，必得现款，何能猝然捐至数百万！莫谓数百万不可猝捐，即数十万数亦未可以次捐也”。而且冯氏不做生意，对地方经济也造成巨大损失，因为“宁波马头大小店户，多行冯姓本钱，闻冯姓收生意，皆云‘我等不能不歇生意’，宁波歇生意则宁波之马头倒矣”。更加严重的后果是，“各省皆闻冯姓因捐输歇生意，则天下之富户皆畏葸，而商贾萧索矣”。段光清向浙江巡抚禀明了自己的想法，巡抚认为其言实近情理，让他斟酌办理。于是，段光清劝冯氏捐十二万。捐款同时，冯氏专折奏明，自愧报效无多，不要朝廷奖励，此外还照常捐输地方上摊派的乡试广额。此事才算得以了结。或许巡抚也觉得过意不去，便奏请皇上，“赏冯姓道衔三名，花翎三枝”。

    咸丰年间（1851-1861），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清廷在全国范围内举办地方团练。团练又称“团勇”、“民团”，是一种地方武装团体，通俗来讲，就是民兵或乡兵。清朝嘉庆年间为镇压四川、湖南等地白莲教起义，许多地方组织团练，由当地官绅担任练总练长，招募壮丁加以训练，“自卫身家，守望相助”。咸丰二年（1852）为镇压太平军，清廷申谕各省办理团练，宁波的士绅豪强也积极响应，不过其中也不乏投机倒把之辈。玛高温在《上海年鉴》里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宁波有位顾姓奸商，平日里靠卖假货谋利发财。当看到办团练有利可图之后，他也向政府毛遂自荐，招募乡勇，拉起一支队伍。作为对他的支持，政府允许顾氏在其居所的附近村庄征税。哪料到顾氏竟横征暴敛，逼得乡民要造反。正在此时，突然发生的一件事却使得他竟因“宁波城的拯救者和社会的保护者”而闻名，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一些曾经参与占领上海的冒险者，在浙江山区异常勇敢和骚动的民众中招募亡命之徒，组成一支队伍，准备攻打宁波。关于这支强大的部队计划入侵的谣言已经在这座城市流传已久，这也给胆小的居民带来了极大的恐慌。人们除了增加巡逻和加强城门守卫等普通防御措施外，军官们还把所有可用的士兵都派到城墙上驻扎。服役士兵的额外津贴都来自民众的捐款。大炮被安置在城门上，炮身上还刻着字，比如：“红衣大炮 浙江杭州炮局铸 县令 王；重1000斤 督造 李，道光，1841”。从南怀仁（西属尼德兰籍耶稣会士、天文学家、科学家，1659年入华，曾为康熙帝制造新式火炮——译者注）时代以来，中国的铸炮技术似乎没有任何进步，他所创制的大炮直至今日仍被奉为楷模，只有一个不同，即：大炮不是以某个西方圣徒的名字来受洗命名，它们被拉出来派上用场时，会伴以一些不像话的异教徒仪式。

    顾先生有一个竞争对手，也渴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由于缺乏资金，只能组建一支小型队伍，而且他的一些爱国计划也受到顾先生的掣肘，于是此人向来自上海的起义军领导人提出，愿意带着他的队伍为其提供服务。起义军的主要首领带着几个随从急忙赶往山上的庙中，准备与他的新盟友举行一次会议，却走错了地方，突然间发现自己已被顾先生的人包围了。他身边的人立即被驱赶走，但在附近还有许多他的追随者，抓捕者随时都有失去奖励的危险，直到当局通知了事态的发展，并且派遣了一批获得津贴的前广东海盗（现已投诚清廷——译者注）来巩固已有的优势。根据知府在第二天贴出的告示，“约有40名叛乱者被前海盗毙杀，20人被生擒。小刀会3000余人很快赶到，但一听说他们首领的命运后，就立马四散逃离”。就这样，宁波幸运地避免了一场此前全国许多城市都曾遭遇过的灾难。然而，这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因为这些前海盗的实力也在增加，以至于如果不是因为道台付给他们作为守卫者的大笔钱财，他们本可以占领这座城市，成为实际上的控制者。但这些人不满足于此，还是经常抢劫百姓，骚扰他们的家庭。……我们那位爱国者没有被人们忘记，他在此地青史留名，因此现在正在享受功成身退后的悠然自适。

    故事里的这位顾先生，结合《镜湖自撰年谱》中的相关记载，笔者推测可能是宁波姜山人顾宏康，他还有一个兄弟。与玛高温一样，段光清对顾氏兄弟的人品评价也不高，称其“以买卖起家，性皆强直，平日多不理于人口”，但是鉴于他们能在多事之秋为地方出力，“不能不奏奖以旌其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