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印记》收集了40余篇文章。

    昨天，《时代印记:宁波文物工作70年回眸》一书首发式在安澜会馆举行。全书收集的40余篇文章出自我市34位文物工作者之手，他们都是亲历不同时期宁波文保、考古、博物馆建设、大运河申遗等重大活动的专家，书中披露的不少细节鲜为人知。

    冯骥才捐修贺秘监祠

    该书开篇就是冯骥才口述的《我与宁波文物保护》，文中提到了他捐修贺秘监祠一事。

    冯骥才说，1992年他回老家宁波举办“敬乡画展”，其间，宁波市文联的同志陪他到月湖边走，他被一所破旧的祠堂吸引了，那便是贺秘监祠。“文联的同志介绍说，政府想把它维修好以后交给文联。当时的修缮费用大概需要20万元。”冯骥才觉得这个祠堂非常好，是典型的徽派建筑，“我因为正好在办画展，就说把我展览中6尺对开的大画拿出5幅卖了，4万元一幅，所得款项给宁波市文联用于修缮贺秘监祠。”

    冯骥才的义举很快得到响应，最先买画的是同为慈城人的台湾著名实业家应昌期。他看中了一幅《老夫老妻》，画的是一片正飘着雪的树林，一棵大树里边藏着一对小鸟，“应先生说，这就是我和我妻子的一辈子，我们经历过很多艰难，特别有感触。”冯骥才说，“其他几幅画也很快卖完了，一共筹到了20万元。捐修贺秘监祠是我为文化遗产保护做成的第一件事，带有象征性意义。”

    河姆渡遗址考古往事

    上世纪70年代参加河姆渡遗址发掘的汪济英，撰文回忆了这项重要考古工作的种种不易。

    汪济英写道，1973年5月，余姚罗江公社要对位于河姆渡村、紧靠姚江的一个旧排涝站进行扩建，造一个新机房，在挖地基时，挖出了一些“破盆烂罐”和经过加工的“骨头”，于是层层上报，河姆渡遗址的发掘由此拉开帷幕。“省文管会正在筹划组织力量进行抢救性清理发掘时，余姚方面频频告急，说是已经深挖的基坑如不及时清理与回填，旧排涝站的机房有随时坍塌的可能。”针对这一紧急情况，省文管会临时组建了一个四人考古专家组，先期前往处理，汪济英就是“四人组”之一。

    “我们采取的第一步是在已经施工的地方布了一个5米×5米的探方。方内大部分泥土已被挖掉，许多文物也随之被弃。我们在这个残留的文化层里小心翼翼地清理，生怕漏掉任何一件细小的文物。”汪济英还写道，6月初的余姚，天已经有点热了，“我们白天在坑里作业，头顶骄阳，脚踩烂泥，弯腰剔土，测量记录；晚上挂灯照明继续工作，灯光吸引了成群的蚊虫，只能边拍打边工作。好在一件又一件文物不断出土，如捷报频传，让大家忽略了劳累和痛痒。”

    邀请余秋雨重访天一阁

    余秋雨是传播天一阁的一位功臣，在《风雨天一阁》中，余秋雨写了他1990年在一个下着大暴雨的台风天，赤脚登楼首次瞻仰天一阁的经历，很多人正是通过这篇散文知道天一阁的。曾担任天一阁博物馆馆长的虞浩旭，撰文透露了2006年邀请余秋雨重访天一阁的种种细节。

    这一次，余秋雨赶上了一个风和日丽的好天气，他从长春路下车，怀抱一簇盛开的菊花，沿着天一街再次向天一阁走来，这是时隔16年的回访。

    “进入天一阁西大门后，余秋雨向范钦塑像献鲜花并三鞠躬，他庄重地说：‘我是来朝拜的。’在往书楼走时，他边走边指给人们当年脚下的积水有多深，在哪里穿的雨鞋，后来雨鞋被水漫过后，索性赤脚登楼的往事。”第一次登宝书楼，余秋雨翻阅了《上海志》《登科录》以及多种明刻本；16年后重访，虞浩旭把乾隆御赐的毛边《古今图书集成》拿给他看，余秋雨赶紧戴上手套，小心地翻阅，尽显虔诚之态。最后余秋雨为天一阁留下了“此楼一脉斯文，江南千里秋色”的墨宝。

    记者 俞素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