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艘船停泊在宁波的江上。出自威廉·亚历山大（William Alexander）所著的《中国的服饰》（The Costume of China, 1805）一书中的插图。

    19世纪50年代中期的宁波，除了要应对太平军进攻的压力之外，还面临着一个更为迫切的危机，那就是葡萄牙人和被清廷招安的广东海盗之间相互争斗的问题。鸦片战争后，水师废弛，海盗的滋扰劫掠愈演愈烈，特别是在闽浙粤三省的沿海一带，无论是对于商船运输还是渔船出海都构成严重的威胁。于是一种护航业务开始兴盛起来，当时欧洲一些国家的武装民船凭借其优势炮火威力，为中国的商船和渔船提供航行保护，收取高昂的费用。在浙东的宁波和舟山，驾驶着三桅帆船的葡萄牙人（主要来自澳门以及果阿、马尼拉等地的乌合之众）垄断了这项业务，滥收保护费，牟取暴利。更糟糕的是，护航业务在这群人手中走了样。比如，他们将平民的船只诬为海盗船，横加勒索；将船上的货物说成是赃物，予以瓜分……总之是弊端百出。但是这些葡萄牙人的“好日子”没过多久，就遇到了强劲的竞争对手，那便是原先为祸东南海域，后于1851年投诚清廷的布兴有、布良带兄弟二人及其数百部众。在中文史籍里，这些归顺后的海盗被称为“广勇”，可是西方人却依然称他们为“广东海盗”。在成功转型为官兵之后，布兴有部受命剿捕海盗，同时他们也看到了护航所带来的丰厚利益，于是和三桅船上的葡萄牙人争抢业务。当时居住在宁波的丁韪良（W. A. P. Martin），这位日后的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见证了两者间的流血冲突，斥之为“充满血腥味、没有任何高尚行为的戏剧”，是“恶狼们争着要来保护羊群的老掉牙故事”。而玛高温则在1856年的《上海年鉴》中对这场戏剧做了精彩的展现。他先是介绍了双方发生冲突的背景与因由：

    其实早在广西发生起义之前，清政府已发现难以压制在福建和浙江沿海不断增长的海盗势力；而自起义爆发以来，对付那些海上叛乱分子的能力更是微乎其微。这些暴徒们的劫掠行为已经扩展到沿海无数的村庄和城市。当地不幸的居民所遭受的痛苦，即便是将他们放在战场上，其经历的也不过如此。葡萄牙人最初在中国立足，就是因为他们在打击海盗方面的贡献。在后来的几年里，他们发现，雇佣三桅帆船护送中国船只和保护从事捕鱼的船只是一项有利可图的生意。然而不幸的是，从事这项工作的人里面，有太多人在贪婪和残忍程度上超过了被他们所制服的恶棍。他们敲诈勒索、袭击村庄、抢劫强奸，没有像当地海盗那样采取适可而止的策略，“为将来的收获留些种子”。后来，由于来自广东的强大海盗舰队的出现，葡萄牙人的这种海盗行为被遏制，而这些广东海盗们又在垄断整个海岸的不法勾当。澳门人（指来自澳门的葡萄牙人——译者注）不愿意平和地放弃这样一个投资了大量金钱的行当，因此，即便不太严重，与广东人的争斗也一直很频繁。事实上，两方被杀的人都很少。在和平的当地人看来，当胆小鬼遇到懦夫，这就是一幅战争的讽刺画。

    1854年春，葡萄牙人与广勇在石浦港又发生冲突，官司打到宁绍台道那里，道台大人谁也不愿得罪，只是息事宁人。本来，“这种敌对的情绪正在逐渐消失，有可能会达成一种双方都不会抱怨的友好安排”，哪料风波又起，在玛高温看来，随后的“一个宗教事件摧毁了所有和解的希望”：

    在“耶稣受难日”，三桅船上的葡萄牙人用稻草和麻絮制作了一个加略人犹大的形象，然后对它进行猛烈的攻击，向它吐痰、吼叫、脚踢、拍打、捶击、劈刺等等，直至将它击打得不成形状。人偶又被挂到船的桁端，在天地之间晃悠了一会儿，就被砍倒了。仪式的效果是如此令人振奋，第二日仍能看到对这群人的影响。（根据《圣经》传说，犹大生于加略，是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后因为三十个银币将老师出卖，导致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受难而死。“打犹大”应当是天主教国家葡萄牙的民俗。玛高温可能是想表达，在“打犹大”这一民俗活动中所释放出来的暴力情绪刺激了葡萄牙人——译者注）这天，葡萄牙人与遇到的几个广东人又发生了冲突，他们故意杀掉其中一人，作为对其他人的警告。这些前海盗们因为自己的战友被无端杀害而来向老对手寻仇，连首领也无法阻止他们。在“复活节”那一天，他们攻击了一处葡萄牙人藏匿的房屋，捉住一个对他们猛烈开火的人，砍下他的头，以命抵命。

    吃了亏的葡萄牙人不甘示弱，葡澳政府派来一艘军舰来宁波寻广勇报仇。当时署理宁绍台道的段光清正在奉化，他在自传中回忆，衙门连夜差人请其回城，“次日回宁，西夷同吕宋兵船已在盐场门外，逼近广勇船只炮轰。炮弹飞入城，打坍民房，并伤人命，且有炮弹打入余署者”。丁韪良当时正在城中，目睹了炮击的过程：“这场冲突给我们的第一个提示便是远处隆隆的大炮轰鸣声，紧接着就是炮弹从我们的房顶飞过的嗖嗖声。这些死神的信使离我们是那么近，又那么密集，以致我们以为葡人开始轰炸宁波城……有一颗炮弹落到了附近的道台衙门，另一颗炮弹炸死了离我们近半英里的一个姑娘。”

    面对葡萄牙人的残暴行为，段光清告诫“广勇勿与相斗”。于是“广勇乃将己船开往镇海”。广勇的选择是正确的，镇海附近海域水浅，葡舰吃水深无法到达。葡人驾着三桅船追了过去，双方在倪家湾附近互相炮击。“西夷开炮击广勇不中，广勇随开炮击西洋夷船，连沉西夷三船。西夷死者三人，其未击死者，皆浮水逃命，奔回宁波”。玛高温对于双方的战斗过程也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一刻也没有警告，这座没有防御工事的城市就遭到了炮击，在城内各处工作的无辜百姓被杀害。英、美两国侨民的生命安全也受到危及。面对这样的恐慌，大批居民被迫从家中跑了出来。尽管一艘战舰和二十只三桅帆船炮击了宁波城近半天的时间，可是一个海盗都没被打中，如果葡萄牙人把他们的攻击局限于广东海盗，将会赢得居民们的永久感激。然而不幸的是，这些广勇不会轻易认输，他们坚信若不是受到突然攻击，本可以轻松获胜。为了证明这一点，几天后，他们在甬江下游的镇海城对面又进行了一次行动。

    五艘三桅帆船在军舰的指挥和控制下，前来摧毁三艘“蚱蜢船”，这些船隶属于停泊在城边、由阿帕克（Apak，指布兴有——译者注）指挥的船队。尽管胜算不大，广勇还是为这场竞争作了充分准备，奋勇作战。很快就证明，他们不可能被轻易消灭。最后，一种在沿海地区被称为“臭锅”的可燃物，从桅杆顶上扔进了某艘三桅帆船，导致船在水中爆炸。这对剩下的四艘船来说是一个信号，它们还没有等到涨潮就急忙逃回宁波。葡萄牙人不顾一切地猛烈炮击，也让美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处在极度危险之中，而“波瓦坦”号麦克鲁尼船长的意外来访被认为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这位军官要求葡方保证，洛佩斯船长指挥的“若望一世”海防舰的行动不能威胁其同胞们的安全。

    几乎没有必要补充，自从广东海盗与葡人战舰作战以来，他们的胆量一直没有减少：他们几乎把对手赶出了海岸。如果这些恶棍（他们被认为手中沾满了外国人的鲜血）没有受到来访的外国人的干涉与鼓舞，他们本可以接受葡萄牙人并不十分无理的要求。但是由于猜测会得到本国政府的支持，他们变得极其顽固和傲慢，这使得对他们的攻击变得完全有理由。

    文中提到的美国“波瓦坦”号（Powhatan）是蒸汽动力木壳巡洋舰，排水量2415吨。该舰大有来头，它在1854年3月作为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马休·佩里（Matthew C. Perry）准将的旗舰，与其他六艘军舰组成舰队，在佩里率领下抵达日本横滨，强迫德川幕府接受开国要求，双方签订《日美和亲条约》。日本人将“波瓦坦”号这样通体漆着防腐的黑色柏油，蒸汽机中燃烧的煤炭散发出滚滚浓烟的近代军舰称之为“黑船”。而在1860年，日本历史上首个向美国派遣的使团也是乘坐“波瓦坦”号抵达旧金山。

    玛高温说这艘军舰到宁波是“意外来访”，这是不对的。因为根据时任美国驻宁波代理领事麦嘉缔的回忆录，在葡澳当局派军舰“若望一世”号到达宁波并且炮轰甬城后，麦嘉缔致信当时在上海的美国驻华专员麦莲（Robert M. McLane）请求保护美侨，很快“波瓦坦”号就赶到镇海，威慑葡舰。

    葡萄牙人与广勇之间的厮杀只不过是两恶相争，但遭殃的却是无辜的宁波百姓。玛高温对此也深表同情：

    在这场严重失当的事件中，真正的受害者是宁波城的百姓，他们所遭受的恐惧难以言表。人们竖起告示牌，恳切地请求葡萄牙人遣走他们的护卫舰，同时抗议他们的残暴行动。随后，告示牌上出现了一种威胁性的话语，从中透露出，如果英国人和美国人（他们一致的仁慈得到充分的承认）没有赶走入侵者，整个西人社区将会陷入不可挽回的灾难之中。

    葡萄牙人与广勇的争斗让地方当局颇为担忧，浙江巡抚黄宗汉寄信于段光清：“谓西夷与广勇争斗，无非为利，其击破我船，我自修之，不待言矣。吕宋兵船来宁虽失利，不稍给伊盘费，恐不肯回去。”葡萄牙驻宁波领事马奎斯提出赔款惩凶的要求，并要布氏兄弟具结保证广勇今后不再为难护航的葡萄牙三桅帆船。段光清给兵船钱千串，后又命广勇将冲突中俘获的六艘船还给了葡萄牙人，此番争端才算暂时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