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妇人。约翰·汤姆逊（John Thomson）写的《中国与中国人影像》（Illustrations of China and Its People, 1873）一书中的插图。

    从鸦片战争之后直到太平天国运动结束以前，有关宁波地区社会情况的中文文献十分贫乏，在19世纪50年代，最重要的地方史料当属《镜湖自撰年谱》，该书的作者是安徽宿松人段光清（1798-1878，字明俊，号镜湖）。他于道光十五年（1835）中举人，二十四年（1844）以大挑一等用为知县，发往浙江，历任建德、慈溪、海盐、江山等县知县。段光清为官亲民务实，善断疑案，以精明能干、政绩突出闻名于浙江官场。咸丰初年，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席卷了半个中国，浙江也在多事之秋，不少地方官民关系恶劣，势如水火，动辄聚众起事。咸丰二年（1852）春，宁波鄞县官府因打击私盐肩贩和催收钱粮激起民变（分别被称为“盐案”和“粮案”），乡民涌入宁波城，焚烧府县衙署，震惊全省。段光清被急调为鄞县知县，前往处置。他就任后，经过深入调查分析，果断采取平粮价、定盐界、安民心、分化瓦解等策略，不动一兵一卒就消弭了矛盾，避免官逼民反悲剧的再次发生，他也因此被宁波百姓赞誉为“青天”。此后数年间，段光清又历署宁波知府、宁绍台道等职。在其暮年所著《镜湖自传年谱》中，按照年月记载其个人生平事迹，其中关于太平天国时期他所任职的宁波一地情况的记载尤为详尽。

    作为宁波的“青天”大老爷，段光清在年谱中讲述自己处理一些地方事务时，总是将个人形象描绘得比较高大正面，以至于当年年谱的整理者将其斥之为“替自己吹嘘”。而在笔者看来，段氏倒也不一定是有意吹嘘，但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如果有人从观察者的角度对他的活动进行记载，或许会更加公正客观。随着《上海年鉴》重现于世，我们惊讶地发现，居然真有这样的观察者，这个人就是玛高温医生。

    在1852、1854和1856年的《上海年鉴》中刊登了多篇玛高温的笔记摘录，篇幅总长达数万字，主要讲述的是当时在宁波发生的一些重要事件。由于在19世纪50年代前中期，段光清和玛高温都同时生活在宁波，两人的活动亦有交集，所以很多情况下，同一件事情，两人均有记述，一中一英，无论是互为补充，还是有抵牾之处，都非常具有史料价值，让读者对于这些历史事件有更加全面深入的认识。比如，段光清上任鄞县知县不久，就有饥民聚众抢劫富户，趁乱闹事的人里竟然有浙江提督标下营兵，这从中也可看出当时绿营的军务废弛和堕落败坏。段光清派人将营兵拿获，带回衙门审讯，没想到营兵自称是百总（清代绿营军中的低级军官——译者注），以为知县不敢治他，这愈发激怒了段光清，于是给营兵加了镣铐。之后，又有数百营兵来知县衙门哄闹大堂，直至宁波知府到来，才给段光清解了围。玛高温的笔记中也记载了这个故事：

    没过多久，段大人就在人群里分辨出领头闹事的家伙，他那充满恶意的胡作非为和上蹿下跳的无耻行径，十分惹人注目。他是个百夫长（即百总——译者注），一位粗鲁的男性。当被传唤到知县的面前时，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戴着木质顶戴、有尊严的人，所以显得十分骄傲。由于在帝国的军队中管理上百号人，所以他被称为百夫长。

    百夫长非常蔑视权威，拒绝承认法庭有审问他的权力。为了让他能够通情达理些，知县采取了与在管理良好的家庭中惩戒不守规矩的顽童一样的方式，命人将他翻倒在地，打了二十下。这是在衙门前一个敞开的庭院中实施的惩罚，聚集了大量的人围观，其中有不少还是绿营士兵。在被中国人称之为竹条的刑具抽打之后，他被带到知县面前，手和脚都被铐起来，就像个普通犯人一样。士兵们将这视为对于他们这类人的侮辱性行为，激动地冲向段知县坐着的地方，用暴力来威胁他。于是，后者摘下官帽，将其恭恭敬敬地放在案上。在场的民众发现，现在是时候进行干预了。因为段的这一别有意味的举动表明，他放弃了自己的权力。他们拦住了那些根本没有被知县的冷静决心惊吓到的士兵，于是又恢复了平静。面对一位要求只接受上级军官审判的军人，段知县的行为似乎已经超出了允许的范围。但他深得人心，而且在当前的形势下，又是对于宁波不可或缺的人物，所以在第二天，全城所有文武官员和绝大多数的士绅名流联合起来，请求他不要计较之前的事情，继续留任，而段光清最终也答应了。

    上述内容与段氏自己的回忆相差无几，足可以取信。但还有些事件，段光清年谱里记载不详，而玛高温的笔记里却信息丰富。比如，1853年年初，当时尚是冬天，根据段光清的说法，由于去年遭遇旱荒，“四乡贫民，向富室乞食，打门敲户，集众喧闹”，于是段光清与士绅富户商定，劝捐买米，赈济贫民，赈至麦熟停止。玛高温在1854年《上海年鉴》里对宁波的赈灾活动以及当中出现的乱象有详细介绍。他提到：

    从富裕市民那里募集了超过七万银元的资金，用以购买粮食，分别在六座寺庙中无偿分发给穷人，由知县衙门里的一位下级官员负责相关事宜。除了真正有需要的人，领赈的队伍中还混入了大批的无赖汉。他们并不需要救济，只是将此事当作是假日的消遣娱乐而已。开始介入到救济体系中的兴奋与骚乱，其令人讨厌的程度只不过略逊于暴乱而已。危险每日都在增长。

    果不出玛高温所料，由于来领赈的人越来越多，而官府没有采取有效的管控措施，导致发生踩踏悲剧。段光清记载，事故发生时，他正在西门一带稽查，“人传北门一厂，因挨挤踏死多人，余亲往视，死者七人，皆带病及童子，发赈与领者皆散”，也就仅此一句而已。但玛高温则是此事的目击者，他的场景描述极为具体：

    在离我的住处几步之遥的道观，一大群老幼妇孺和残疾男子一直都吵着要进去，当道观的门被突然打开后，民众急不可耐地冲进庭院里，许多人被后面的人挤倒在地上，踩在脚下。这场混乱过后，死者和垂死者被安置在道观的各个地方。传信的人赶去向知县报告，而我也来到这悲惨的场景之中，看到有大约三十到四十位不同年纪的死伤者，从躺在死去母亲怀中的幼小婴儿到上了年纪的男人和女人。每个死者都被他（她）的一群亲友围着，这些人悲痛欲绝。我对那些尚有一口气在的人采用浓氨及其它药物进行治疗，很高兴地看到有十个甚至更多的人从窒息中苏醒过来。还有些人本来也是可以被救活的，但是当前面两三个接受治疗的病人苏醒后，死者亲友们相信冷水和神秘的兴奋剂是可以让人起死回生的，没有什么话语能够平息这些人激动的情绪，他们强行将我拽往不同的方向，这也浪费了我不少治疗时间。有些人还将稀释了的酒喷向他们死去朋友的鼻孔和嘴唇之间。当段知县到来后，激动的人群痛骂知县的下属，以此来发泄心中的愤怒，他们将伤亡事故归咎于这些人的管理不善。段大人倒是躲开了这种抗议的叫喊声，他就像是拳击比赛里拳手的随伴人一样在我旁边，同时表现出想协助施用药物的愿望。让他感到惊愕的是，又有人过来报告说在西门郊区也发生了一起类似的灾难，段赶忙前往事发现场，我也紧随其后，到了之后才知道发生的不过是些琐碎的小事罢了。

    看来正是由于玛高温医生的及时施救，才挽回了众多踩踏事故受伤者的性命。不过奇怪的是，在段大人的日记里完全看不到玛高温的身影。

    段光清鉴于之前赈灾活动中采取当面给签的方法容易造成现场混乱，遂与富户商议，改成发票给米，但是需要三天准备，在这段时间里无法发赈。段光清为此特意在城外设案，凡有来求赈济者，皆明告三日后备齐再赈。大多数人听了段大人的解释也自应允而退了，唯独最后来了几位“悍妇”，“恃众蛮横、出言无状”，段大人先是加以斥责，又作出担保“三日后定有赈”，但“悍妇数人，犹不肯散”，这让段大人很是恼火，乃至于“自执藤鞭、责而逐之，始各退去”。

    巧合的是，玛高温笔记中对此事也有所记述，不过与段光清年谱中的相关细节有所出入，他写道：

    数万人来到城里，他们都想着之前知县的承诺，给每个申请者一千钱。为了将这些不速之客打发走，段大人在宁波城外的一处大型演武场与这些人开会协商，周围全是警察、扈从和士兵。他发表演讲来安慰失望的群众，劝他们先回去。但直到当场鞭打了胆大无礼的人（两男一女），人们才散去。需要顺便说一句，我们应当公正对待中国人，在这个国家，妇女受鞭打的频率要比在其他一些吹嘘拥有更高级文明的国家低。这三个罪犯受到的鞭打没那么严重，以至于还能跟上知县的轿子直到他的衙门。在那里，他们依然喧嚷不已，最后迫使知县拿出了最具效力的“灵丹妙药”，一些银元立即就解决了这个麻烦。

    在玛高温看来，以段光清为代表的宁波地方官员对于饥民的妥协行为，就是政府控制力下降的表现。他评论道：“由于官员们无法镇压民众的骚乱，其权威常常被蔑视；同时，他们和富人却被暴民所摆布，而且贫民和绝望者的数量又是如此庞大。因此，在当前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以维护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