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姚临山镇邵家丘村村容村貌已发生巨大改变，当好人、做好事成为村民习以为常的事。

    日前，记者前往余姚市临山镇邵家丘村、小曹娥镇朗海村以及余姚市河姆渡国际旅行社等地采访“道德银行”的经验做法。

    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是：经过8年实践，“当好人”“做好事”的理念在当地早已深入人心，甚至形成“攀比”之风。

    以“道德银行”为代表，在过去10年里，宁波在推进社会治理创新，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上创意不断，涌现出像农村小微权力清单制度、“村民说事”制度等走在全国前列的创新举措。

    或许这也是为什么在推行8年后，“道德银行”仍能成为2019年宁波“点睛之笔”的原因。

    德治嵌入社会基层治理

    2019年5月，宁波举行了“道德银行”实践总结与工作推广会。这意味着在经过8年的打磨后，“道德银行”的好经验、好做法将在全市推广。

    在过去8年里，“道德银行”历久弥新——

    2012年，余姚在全国率先试点“道德银行”，以“道德”为“抵押”，为有需要的农户提供小额信贷。

    “道德绿卡”作为“道德银行”的深化拓展，为各级“好人”提供300余项关爱礼遇项目，其中近200项来自社会各界爱心人士、企业的“众筹”。

    2019年，余姚将“道德银行”网点下移，在所有行政村（社区）组建“道德银行”（分理处），成立道德评议小组。

    “道德银行”带来了什么——

    从表面上看，2019年10月，“道德银行”已累计为2.98万人提供信用贷款25.38亿元。

    然而，余姚首个“道德银行”试点地——邵家丘村党总支书记黄宝康说，时至今日，人们参与“道德银行”建设，“更在乎的不是能贷到多少钱”。

    “原来村里打架多、赌博多。‘道德银行’带来的实惠大家有目共睹。现在村里纠纷少了，做好事的多了，赌博几乎没了。”邵家丘村村民傅建英说。

    “近几年感觉身边做公益的人越来越多，尊重好人的氛围越来越浓。”“道德绿卡”加盟单位、余姚市河姆渡国际旅行社董事长熊百川说。

    “道德银行”的成功实践，证明通过身边榜样的示范、生活礼俗的教化，能够引导群众明是非、辨善恶、守诚信、知荣辱，并以此推动基层治理，尤其是民主自治水平的提高。

    这也正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创新方法手段，发挥德治的引领作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要求。

    可以预期的是，接下来“道德银行”在全市的推广，将使“好人好报，德者有得”成为全社会的一种常态。

    社会治理创新的“宁波模式”

    “道德银行”能够在40个候选热词中脱颖而出，最终入选年度十大热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人们对过去10年里，宁波在推进社会治理创新，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中创意不断的高度认可。

    作为我国推进社会治理创新比较早的城市之一，宁波一直是“模范生”——

    2010年，被确定为全国38个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城市之一；2012年，被确定为“大城市从整体上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典型”；2015年，《关于创新社会治理全面加强基层基础建设的决定》指出，要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研究创新社会治理，全面加强乡镇（街道）、村（社区）党组织和基层政权建设；2016年，开展基层社会服务管理综合信息系统建设试点，启动乡镇(街道)行政体制改革。

    一个“模范生”的自我要求，不仅体现在创新上，还体现在具有借鉴意义上。2014年，宁海首创农村小微权力清单制度，涵盖村级重大事项决策、项目招投标管理等19项村级公共权力事项以及村民宅基地审批、土地征用款分配等17项便民服务事项。这一制度破解了全国不少地方都存在的村干部“苍蝇式”腐败的治理难题，引起中央、省、市高度关注，并作为农村基层治理样本，于2018年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

    2009年，象山西周镇杰下村首次尝试通过“村民说事”的方式破解信息不透明、干群缺乏信任引发的矛盾，开启“村民说事”制度的序幕。

    2017年，宁波市委专题召开推广“村民说事”现场会，出台《关于全面推广村民说事制度的实施意见》，在全市各村、社区全面推行“村民说事”制度。

    2014年，镇海庄市街道通过深入调研，通过整合、归并信访矛盾、治安流管、食品安全等十余个领域网格，建立“全科网格”，形成基层社会治理“一张网”工作格局。

    这一做法解决了城市基层的多头管理难题。2017年，省社会治理创新工作现场会在宁波召开，庄市街道的这一做法在全省推广。

    这些仅仅是过去10年，宁波在社会治理创新中最为亮眼的几笔，还有更多像“文明礼让斑马线”“和谐促进会”“圆桌会”这样的举措，在提升城市生活品质，改变人的精神面貌。

    通过比较不难发现，这些创新举措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形成一种“宁波模式”——无论是“道德银行”缓解农民创业贷款难，还是“村民说事”破解农村干群缺乏信任，都是从群众最迫切、最关心的问题着手。举措一旦形成制度，更容易得到群众的支持并具有较长的生命力。无论是“道德银行”的道德评议、关爱礼遇项目“众筹”，还是“小微权力”清单的群众监督，始终都将群众作为社会治理的参与者，而这也是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的根本基础。无论是“道德银行”推出伊始就出台道德积分管理办法，形成四级网格评议体系，还是“村民说事”早在试点就明确“述、议、定、办、评”基本程序，始终坚持制度建设来保障执行过程的有序和透明。

    记者 石承承/文 记者 崔引/摄

    热词点评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伍醒：

    宁波实施“道德银行”已有8年时间，这项探索在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方面颇有新意。

    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通过“道德”与“信贷”联姻，将公民道德建设的“软”要求引入农村信贷绩效评估的“硬”指标中，构建了一套引导农民在创业致富的行动中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制度规则，优化了基层社会治理的软环境；

    另一方面，“道德银行”以政府为主导，采用社会多主体参与评议的方式，打造“熟人”评价农民个人道德实践的社会化网络，集聚了基层治理的社会资源，开创了乡土社会道德建设的新思路，也为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提供了“宁波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