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55年卫匡国《中国新地图集》中的“浙江省图”。

    田 力

    宁波自古以来就是依海而生、向海而兴的著名港口城市，也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发源地之一。虽然与欧洲相距万里，但是欧洲人早在14世纪就已经知道宁波这个地方。公元1323年，天主教方济各会修士、意大利人鄂多立克（Odoric of Pordenone）从印度西海岸经海路抵达广州，然后向北旅行，在北京生活几年后，又沿路上丝绸之路返回欧洲。在他的游记《鄂多立克东游录》中讲述了一个名叫Menzu的中国沿海城市，此城即为“明州”（元时正式名称为“庆元”），也就是宁波，并且写道“此城中的船只，恐怕比世上任何其他城市的都要好、要多。船的外面被涂成白色，洁白如雪。船上有厅堂和卧室，还有种种生活设施，都非常美观整洁。此地船只如此之多，不仅你耳闻之后不太会相信，即使你亲眼目睹之后可能也会感到难以置信”。鄂多立克的游记后来成了中世纪欧洲人有关东方知识的一个重要来源，被人们广泛阅读，还有人把游记中的内容吸收到自己的作品中，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曼德维尔爵士游记》，该书大约出现在1356至1366年间，原文用法文写成，自问世之日起，就在欧洲迅速流传，到1400年左右，已被译成欧洲各主要语言进行传抄。现存的稿本还有约300种，而马可·波罗游记的现存抄本是140种左右，由此可见该书在当时的巨大影响。书中也讲到：从扬州出发，来到大江之口，有一城市，名为明州。相关文字都是抄自《鄂多立克东游录》。约在同一时期，欧洲的制图学家们也开始努力将鄂多立克、马可·波罗等旅行家关于东方的记载在地图上反映出来。明州也被标注在一些地图上，其中最重要的是《1375年加泰罗尼亚地图》，该图被誉为是“中世纪最好、最完备的一幅世界地图”，全景展示了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欧亚大陆的广大地区。虽然绘图者没有到过中国，却在图上将明州正确地置于刺桐（泉州）和行在（杭州）之间。实际上，直到16世纪，由于欧洲人不知道浙江，在他们绘制的世界地图上，都把中国东南沿海一带标成明州。

    自15、16世纪大航海时代开启之后，欧洲人纷纷东来，中西关系进入新阶段，欧洲人对于宁波乃至浙江的认识也渐趋准确。最先抵达中国的是葡萄牙人，约在16世纪20年代，葡萄牙人来到浙江沿海，并以双屿港为基地进行走私贸易。1548年，明军捣毁了双屿港，葡萄牙人被驱赶离开了浙江。不过由于之前在闽浙沿海多年的活动，他们逐渐知道了宁波、杭州、浙江等地名。1549年在福建从事非法走私贸易而被明军俘获的葡萄牙人盖略特·伯来拉（Galiote Pereira）逃离中国后，写下了他在华活动的回忆录。该书于1565年在威尼斯出版，此前已有手抄本广为流传。书中提到浙江是中国的第三个省，首府是杭州，尚有宁波（Liampo）及其他13或14座城市，甚至还纠正了以往葡萄牙人有关细瓷产自宁波的错误认识，作者写道：

    江西省内自浮梁（指景德镇——笔者注）以上产上好瓷器，而自浮梁以下其他地方，所有中国城镇都不生产，因为这座江西的城靠近宁波，葡人却不知道它。他们发现宁波售卖大量细瓷，起初还认为那是宁波制造的，但是最后他们才知道江西比泉州和广州位置更近宁波，是宁波大量细瓷的来源。

    16世纪下半叶，以耶稣会士为代表的天主教传教士顺利进入中国，相比较欧洲商人的活动范围局限于个别沿海港口，对于中国认识的零星与肤浅；天主教传教士长期在华生活、深入接触中国人，成为中欧文化交往的首要媒介，他们对于中国认识的深度与广度都堪称前所未有。浙江在晚明前清时期是天主教在中国南方传教的重要区域，有多名欧洲传教士在杭州、宁波、金华等地长期活动，这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卫匡国（Martino Martini，1614-1661），他于1614年出生于意大利特伦托，1632年加入耶稣会，1643年来华，在浙江各地传教多年，又曾到中国多个省份旅行游历。卫匡国对中国的历史、地理有较为深入的调查研究，写有三部拉丁文著作，分别是《中国上古史》、《鞑靼战纪》和《中国新地图集》。1655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的《中国新地图集》，是世界上第一本运用西方地理精密测量方法绘制的中国地图集，卫匡国也因此书在西欧被尊称为“研究中国地理之父”。全书收录地图17幅，其中中国总图1幅，分省地图15幅，并附日本图。在每幅地图之后再对各地情况作出文字说明，共有释文171页。在《中国新地图集》中对宁波有较为详细的介绍，现摘录如下：

    第九府 宁波  早年葡萄牙人经商就曾到过这里，但他们称此地为Liampo，与城市的本名有些出入。据说每当天晴的时候，从宁波湾可以清楚地看到海对面日本岛上的山峦。至于两地间的距离，在我们的地图上也已准确地标出。

    越国时称此地为甬东，秦朝时隶属会稽郡，唐朝时为明州，宋朝时称庆元，明朝起称宁波，取“海浪宁静”之意。这里的气候温和，日照充足，土地肥沃。宁波海产品丰富，鲜货干货皆有，种类繁多，牡蛎、大虾和海蟹等供应全国。这里全年都能捕到鲻鱼。

    到了初夏时节，黄鱼则成为渔民的主要捕捞对象。这种黄色的鱼非常娇嫩，出海后搁不到一个小时就不新鲜了。但新鲜的黄鱼美味可口，很受欢迎。渔民们经常把打上来的黄鱼冰冻起来，留到冬天卖个好价钱。

    宁波也是人杰之地。每次会试总有不少人考中进士。

    宁波的居民爱吃咸的。因为盐是天然防腐剂，据说吃盐多的人死后尸体不会腐烂。

    宁波府下辖5个县：鄞县、慈溪、奉化、定海、象山。

    不能不提的还有宁波城漂亮的建筑。仅是宁波城北的一个小镇就延伸4个斯达第奥（Stadio，古希腊长度单位，相当于185米——笔者注）；运河东岸有两座七层宝塔和许多牌坊，岸边的方石路足有20斯达第奥长；运河的出口处修有一座船闸，以方便小船进出运河。

    我本人曾多次来到宁波，因为这里有许多上帝的信徒。

    宁波有月亮湖和太阳湖（即日湖与月湖——笔者注），两湖之上各有一座长长的桥。另外，由于宁波城里运河河道和支流很多，因此即使顺水路也可以到达城市的各个角落。

    慈溪县的很多居民都从佛教皈依了基督。在这里，有一座架在石柱和木梁之上的桥，有100多杆长。此外还有一座高高的三拱石桥。

    慈溪附近的芦山上有一座雄伟的寺庙，迷信的人们总会到这里来烧香拜佛，求签算命，祈求好运。宁波西南部的山脉则是前面提到的四明山余脉。

    定海县附近有个地方叫灌海门，这里有一块光滑的巨石矗立在海边，形状似圆柱。当有船从此地经过时，基于某种迷信，船员们总会向海里扔东西，据说这样才能保证航行平安顺利。

    奉化附近有个很深的小池塘，人称耀碑潭。据说，如果奉化城的县官廉洁奉公，那么潭水就会非常清澈，否则浑浊不堪。类似的传说在中国文人的笔记中还有很多。至于这些故事的可靠性，我就不管它了。

    从上述描写中可以看出，卫匡国对于宁波的介绍还是比较准确的。这主要是因为他在宁波生活过，有切身的感受。实际上，卫匡国所述代表了明末清初西方人认知宁波乃至浙江的最高水平。

    入清以后，天主教传教士在中国一度得到皇帝的优待，受到康熙帝重用的比利时籍耶稣会士南怀仁于1678年写下著名的告欧洲耶稣会士书，印刷后寄回欧洲，呼吁增派会士来华。法国方面做出积极回应，在法王路易十四的支持下，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1643-1710）等六名法籍耶稣会士被授予“国王科学家”的荣衔，携带大量科学仪器，于1685年3月离开法国动身前往中国，几经辗转，于1687年7月23日到达宁波，从而揭开了中法文化交流的序幕。他们在宁波生活了三个月多的时间，才获准前往北京。洪若翰在1703年写于舟山的书信中介绍了一些宁波的情况。他说：

    宁波的商人与日本做的买卖颇大，其前往日本始自方济各·沙勿略时代（最早来东方传教的耶稣会士，死后被天主教会封为“圣徒”——笔者注）；显然，沙勿略知道这些有关中国的特殊情况，并在其接近晚年时在欧洲写过如下评论。这些评论甚至表明，沙勿略曾经打算乘坐这些宁波商人的船前往中国。他写道：“宁波是中国的一个大城市，离日本只有150法里……我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将是我们耶稣会士进入这一重要王国的港口。其他修会的会士也将可能来此满足其最强烈的愿望，即在上帝的感召下为拯救异教徒而效力。”

    据卫匡国神父记载，从他那时起，我们的修会在宁波就已有一座教堂。该教堂准是在清军入侵时被完全摧毁。因为我们到达此地时既没有发现任何教堂的遗迹，也没有发现任何基督教的遗迹。那里的人们甚至很不习惯于见到欧洲人，以至于人们从各地赶来观看我们，好像我们是某种新类别的人。得悉我们到来的中国官员们尤其想见我们，并礼貌地接待了我们。他们问我们是在追求什么，以及此次航行的原因是什么。我们答道：“皇帝的威名远播四方，而且他允许外国人前往他的国家的港口，因此我们决定从事此次航行。……”

    在1722年康熙帝驾崩之后，新继位的雍正帝厉行禁教政策，此后百年间只有少数欧洲传教士曾在浙江进行过地下活动，有关宁波的第一手西文文献明显减少。面对闭关锁国的清王朝，欧洲人想要对宁波有进一步的了解，那就需要等到1842年鸦片战争之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