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职贡图》中的“英吉利国夷人”，英吉利国即今之英国。

    田 力

    早期的中西贸易，在16世纪时主要被葡萄牙人所垄断，到了17世纪则大体上由荷兰人所控制，而从17世纪末开始，尤其是在18世纪，基本上就由英国人所把持。此后的中西关系，尤其是在商业贸易方面，主要就是中英关系。英国东印度公司是这一时期英国在华活动的代表，垄断了中英贸易。该公司创立于1600年，由于获得了英王的特许状，公司在印度、马来半岛及远东各地享有贸易独占权，还有代表政府订立通商条约或和约的权力，有权发动战争、建立堡垒、筹建军队、审判公司官员等，拥有政治和军事权力。它对中国的贸易独占权直到1833年才被英国政府取消。

    清政府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正式开放海禁，并分别在宁波、广州、漳州、云台山设立海关，主管贸易和征收关税等事务。由于当时西方商人在中国购买的主要是丝茶，而江浙又是丝茶的主要产地，所以西方船只纷纷北上宁波、舟山贸易。清政府还特地于1698年在定海城外道头街之西置浙海关征榷机构，又增设“红毛馆”（西洋楼），专门接待外国商人和水手。170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为在定海扩展商贸，派遣喀恰浦（Allen Catchpoole）为首任监督，设监督公署于定海。同时，英国国王任命其为总领事，希冀在浙江开创对华通商的新局面。不过由于种种原因，英国人的此次努力以失败告终。此后数十年间，来宁波、舟山的英船踪迹难觅。1715年，东印度公司正式在广州设立商馆，作为对华商业活动的基地。到了18世纪中叶，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广州已不能满足东印度公司对华通商的需求。乾隆二十年（1755），公司派出它的第一个汉语翻译洪任辉（James Flint）和大班蛤蜊生（Samuel Harrison）等58人带着4箱银元和“红毛”酒来定海、宁波贸易。由于英船久不来浙，两地官员加意体恤，热情接待，嘱令商人公平交易，英商满意而归。这次的成功也更加引起东印度公司的兴趣与重视，此后公司又陆续派出多条商船来浙。不过，由于清政府担心宁波会成为第二个澳门，为了防微杜渐，先颁布增征税饷的谕令，劝告英人仍往广州贸易，不必来浙江，但是效果不佳。于是，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明令禁止外船赴浙，“将来止许在广东收泊交易”，这对英国东印度公司来说无异于沉重打击，但仍心有不甘。乾隆二十四年（1759），公司再派洪任辉率船来宁波贸易，在定海被当地官员按照谕令阻拦，洪仁辉竟扬帆北上，直奔天津，船抵大沽口后，呈词控告粤海关及行商拖欠货银等事，并扬言要上京告状伸冤。乾隆帝虽然最终派员到广州查办了粤海关监督并满足了英商的部分要求，但也对洪仁辉不听中方命令，远赴天津，投递呈词一事深感不满，将洪仁辉圈禁澳门三年，再逐回本国。洪仁辉事件后，两广总督李侍尧制定《防范外夷规条》（又称《防夷五事》），进一步加强对外国人的防范，经乾隆批准颁布，成为清政府第一个管制外商的正式章程。由于实行这些规条，除了少数的广州行商之外，中国人均不得与外商接触，这严重妨碍了中国和西方的正常交往，其消极影响十分巨大。对于英国人来说，中国方面的限制性贸易是远远不能令其满意的。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英国政府派出马戛尔尼勋爵为首的使团，以祝贺乾隆帝寿辰的名义来华。次年9月，马戛尔尼在北京向清政府提出六条要求，包括准许英商在宁波、舟山、天津贸易，在舟山附近划一小岛归英商作为商站使用等等，但悉数遭到乾隆帝的拒绝。1816年（嘉庆二十一年），英国又派遣前印度总督阿美士德勋爵率使团赴华谈判，目的与马戛尔尼使团大致相同，他收到外交大臣的训令包括：消除在广州的种种困难，保障东印度公司的权利等等。但由于该使团不愿意向嘉庆帝行叩头礼，遭到清政府驱逐，连正式提出要求的机会都没有。

    英国政府两次派使与清政府直接交涉，可以视作是英国官方对突破广州贸易体制的尝试，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但是英国人并没有放弃，工业革命后大量的英国商品需要更多的消费市场，而具有巨大潜力的中国市场让英商充满希望。1832年1月，英国东印度公司向该公司的高级大班林赛（H. Hamilton Lindsay）发出训令：“查明这个帝国可以渐次对不列颠商业开放最适宜的北方口岸有多远，以及土著和当地政府对此事的好感程度。”此外，还要调查英国哪些货物在中国能有销路、具体价格如何；中国各地“茶、丝及其它中国商品的价格，以及装货和购货的方便与困难。”当年2月26日，林赛乘坐“阿美士德勋爵号”（Lord Amherst）商船从澳门出发北上考察中国沿海，船上载有70多人，随船携带了印花布、呢绒、羽纱和铁等大量商品和一批关于政治和宣扬基督教的汉译小册子。为了避免清政府将他和英国东印度公司联系起来，林赛冒充是船主，并根据本人的受洗名Huge Hamilton给自己取汉名“胡夏米”，还对中国官员谎称，这是艘从“榜葛剌”（今孟加拉）开往日本的英国船。林赛负责主持调查工作，他还有两位重要的助手，一位是普鲁士籍传教士郭实猎（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1803-1851），因为精通中文、熟悉中国情况而被聘请为此次航行的翻译和随船医生，并化名甲利；另一位是该船真正的船主礼士（Cap. Rees），他负责沿海海湾与河道的勘测工作，绘制航海地图。“阿美士德勋爵号”此行的首要目的虽是商业性的，但同时还对中国沿海海岸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查，搜集有关中国政治、军事的情报，这其实就是类似于间谍的侦察行为。也是基于这个情况，笔者将“阿美士德勋爵号”称之为“间谍船”。

    “阿美士德勋爵号”一路经过南澳、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威海、朝鲜、琉球等地，于9月5日回到澳门。航行结束后，林赛和郭实猎各写了一份报告，合为一本并于1833年出版，题为《“阿美士德勋爵号”在中国北部港口航行的报告》。书中有关该船在宁波的活动、与当地官民的交往有较为详细的记述，又可与中方的文献记载相互印证，是反映鸦片战争前浙江对外关系的重要西文史料。

    根据报告记载，“阿美士德勋爵号”于1832年5月24日进入浙江舟山群岛洋面，次日在甬江口外的海上前往宁波。来自定海的中国水师进行拦截，胡夏米与登船的中方官员进行了交涉，他写道：

    我告诉他们自己的意愿：立即亲自前往宁波，将请求允许通商的禀帖递交给合适的官员。两位头戴白色顶戴的官员，应该都是文盲，基本上读不懂他们自己国家的文字。同他们一起来的有位先生（seen-sang），或者叫老师，协助他们读写。两人问我的问题都属于那种极其愚昧的类型。对于我们的出现，他们感到非常惊讶和迷惑，尤其是在听到我们用他们国家的语言说话的时候。之后也没有继续阻止我们的航行。

    水师官员给了胡夏米一份题为《汛官通知书》的书面通知，让其一行停止前进，等待中国官方的许可。这份材料现在仍保存在英国，内容如下：

    敬启者，

    我国设立关隘汛口，定有规例，凡遇各省各邦船只到口，必须以礼言阻留停泊，候汛官禀明大宪批准收口，方可进关。如未明批准，一经进关，我等官兵均有失守懈误之罪。今宝舟到此，望祈停泊勿进，候我等禀明大宪批准，我等接获宝舟进关入宁矣。特此告闻。

    这种近似恳求口吻的阻拦对于“阿美士德勋爵号”没有任何作用，胡夏米不仅置若罔闻，还连夜赶写了一篇上宁波知府的禀文：

    英吉利国的船主胡夏米恭禀宁波大老爷正堂。现在英吉利商船至此，船上装载洋布、羽毛、大呢货等，特意在贵府销卖之。盖康熙年间，我国的船曾到贵府，买卖不禁。今英吉利人意愿复结向来贸易的事，致贵府的尊商与远客彼此获利矣。万望应准之。况且贵府的船年年到大英国属地方，我国法律亦准买卖。据情禀恳大老爷俯念察夺施行，则远客感激无既。

    道光十二年四月×日

    胡夏米预料到自己的请求是不会有一个满意的结果，“不过是借着递交禀文的机会能参观一下宁波城”。

    5月26日，“阿美士德勋爵号”经镇海，沿甬江而上。中方又出动船只进行拦截，但毫无效果，胡夏米描写航行情况：

    船向西约20英里便是江水的入海口，镇海恰好位于江口的位置，这条江实际上叫“大浃”（Tahae）。镇海县的县城建于一座半岛之上，一边是江，另一边是海。它受到一座宏伟石堤的保护（指镇海海塘——译者注），这座堤坝沿着海岸线延伸约5、6英里，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个坦荡的平面，堤后的城镇大大低于海水满潮时的水位线。

    这个半岛的最高点是在一处高山，在此地建有一座广阔的要塞，但如同中国海岸的大多数要塞一样被拆得七零八落，而且没有驻防部队。当我们经过这个城镇时，许多船只驶过来，上面的人向我们喊话。另外有些船上满是低级官员，他们竭力劝说我们停下。这些人先是恳求，最后发出威胁。他们的船只跟不上我们的，所以有些人登上岸，顺着江堤跑，并试图呼喊一些满载乘客的大型船只挡住我们前行的航路，但是那些船并没有这样做。在我们为躲避潮水而近岸航行时，他们又派出一队男孩向我们投掷石块。我向他们招手，并且威胁说会告诉县令他们的这种野蛮行为。这些人赶紧制止男孩们再扔石头。

    就这样，“阿美士德勋爵号”顺利地行驶到宁波城下，一出中外交涉的好戏即将开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