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白石

    本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民间有关李文亮等8名“吹哨人”被处理以及武汉早期疫情披露等问题的质疑舆情不断。但面对如此重大的事件，庄重的道歉却迟迟不见踪影。回顾以往多次重大公共安全事件，我们也不难发现鲜有官员主动道歉，哪怕歉意的表达也少得可怜，更遑论主动引咎辞职。

    官员道歉常常缺席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是碍于面子羞于表达？还是患得患失不敢表露？事实上，归根到底，还是畸形的权力观、政绩观、群众观使然。有部分官员，唯上是瞻成了常态，谄媚拍马形成惯性，上级不表态，即便是自己应负主责，也不敢轻易发声，以免坏了所谓的官场“规矩”；也有部分官员蹑手蹑脚、患得患失，生怕道歉之后，自身政绩遭到全盘否定而影响仕途；更有一些官员，骨子里高高在上，对“道歉”讳莫如深，认为俯下身段向社会、民众鞠躬道歉认错就自降身份，威信受到影响。

    凡此种种，盖因在有些官员眼里，只有“领导”，没有群众；只重“乌纱”，轻视民生。他们断然不会认为：正视问题向公众道歉，是对自身职责的一种尊重，也是党员干部严于律己、敢于担责的表现。所以，如何加强媒体舆论监督，如何将民众的监督权、建议权真正落到实处，应该成为当务之急。只有舆论监督、建言献策到位了，唯权力是瞻的风气才会有所改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次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我们一定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而民众的监督权与建议权是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的一个重要部分，有助于决策科学化与民主化。只有当制度的顶层设计真正完善后，在重大公共安全事件面前，那些“问心有愧”的官员才不得不站出来真诚地道歉，瞒报谎报迟报才不会成为常态。

    实际上，适宜、诚挚的道歉是政治文明开放与进步的表现，还会挽狂澜于既倒，重塑政府的公信力。当然，道歉的时机很重要，如果迫于社会舆论压力，道歉姗姗来迟，则会流于形式；道歉过后“失误”依旧，则不利于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立，也不利于强化官员的服务意识与政治伦理。道歉不能是个人私德的展示，而应该是政治意义上的“常规动作”。

    不过，道歉仅仅是政府面对舆情危机的第一步，危机过后，官员问责机制理应启动。否则，道歉就有可能沦为一场单纯化解危机的“公关秀”，长此以往，容易造成公众的“审丑疲劳”，同样使政府公信力大打折扣。道歉只是解决问题的良好开端，公众更为关心的是：道歉过后现实问题到底有没有解决？有没有制定相应的机制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中国是个历史悠久的大国，中国人民是坚韧的人民，经得起任何考验。但是，不能总是在一个地方重复跌倒。深刻地反思错误与教训，不妨先从诚挚的道歉做起，从现代化的政治机制“筑”起。如此，才能真正跳出历史怪圈，让悲剧不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