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须虫

    在公共场所咳嗽、打喷嚏时遮掩口鼻，患有流行性感冒等传染性呼吸道疾病时佩戴口罩，用餐实行分餐制、使用公筷公勺……3月26日，北京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对《北京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草案）》提交二审，草案二审稿结合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增加了相应的文明行为的规定。

    4月7日《法制日报》

    给文明行为规范立法是不少城市的共同选择，更大的意义在于凝聚文明共识，不断深化全社会对文明内涵的认识，将现代城市公共生活对公民行为的文明诉求，上升为普适性行为规范确立更高的行为标尺，促进全民文明素养的提升。

    这首先是一个认识渐进的过程，与社会发展、科学进步、观念转变密切相关，如汽车礼让行人等是我们进入汽车社会之于文明诉求的必然，又比如公交工具禁食、禁止手机声音外放则是以地铁为代表的城市文明内在要求，这些逐步被纳入立法成为法规，此次《北京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草案二审稿，将“患流感戴口罩”“公筷公勺”“分餐制”等写入，显然是汲取了疫情防控经验教训，进一步深化对公共卫生文明的认识。

    不过，立法坚持的是问题导向，几乎每一条法规背后都对应有文明陋习的惯性，其中不少还是无意识的，比如“患流感戴口罩”“公筷公勺”“分餐制”，相当一部分人都缺少相应的卫生科学常识，将这些行为要求明确上升为法规，增加国民的文明意识，从而引导文明行为的实践。

    当然，立法并不会立竿见影地促进文明行为的习惯养成，文明习惯养成需要一个较长的周期，非朝夕之功。促进和培育社会文明，一方面有赖国民不断增进对文明内涵的理解，愿意在公共生活中约束自己的行为，通过尊重他人获得他人尊重，通过利人实现利己。如“患流感戴口罩”尊重和保护他人，同时也会在他人的同样行为中受益，知道了都去践行，自觉的人多了就会形成风气。

    另一方面则是加强管理与约束，倒逼文明行为养成。文明行为入法，虽然有道德法治的特殊性，执法可操作性弱一些，但相对于单一的文明倡议更具针对性和约束性，这种约束不一定要靠直接处罚，而是确立一种导向，推动社会共治，形成文明的执行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