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学街城隍庙一侧

鄞县县学门楼“棂星门”现为宁波市文物保护点

    一铲 文/摄

    北宋庆历八年即公元1048年，鄞县县令王安石给住在慈溪的杜醇写了一封信，希望他能出山，到新成立的学校来教书。

    新学校开在鄞县县东半里旧有的孔庙后面，是一处庙、学合一的所在。与州府开出来的“州学”不同，这是一个行政级别低一级的“县学”。数百年后有人统计，说是“州（府）学”出人才的几率比“县学”要大，但同样作为官办学堂，县学的创办无疑有着教育下沉、扩大生源、让更多人有机会读书的好处。

    杜醇是一介隐士，学问很好，尤重孝道。收到王安石来信，杜醇第一下没答应。没想到王安石写了第二封信，语气更加恳切，说你千万不要担心别人讲你“好为人师”，也不要过分担心毁誉，单纯去做合乎道义的事情就好。大概是被王安石的真诚感动，第二次，杜醇同意了。

    王安石还积极延请奉化人楼郁。楼氏熟读六经，善于阐发，贫而乐道，性格很好。据说，他为了教书方便而迁居鄞县，把家安在月湖边。教授一当就是30年，在宁波多个学校都有开课，学生很多。

    宁波县学街即因这一绵延800多年的县学得名；不过，跟王安石没有什么关系。王县令的学堂在北宋末年，就毁在了金兵手里。

    一 兴学

    北宋历史上，有三次著名的兴学运动,一般被认作地方官办教育之始。宁波也不例外。王安石在鄞县大力兴学，就跟范仲淹在朝堂主持的庆历兴学脱不开关系。

    庆历四年（1044），宋仁宗诏令各州府，凡未建学之地均令建学，学生超过200人还可建立县学，如财力有限无法办学，可充分利用孔庙，在庙中设学。地方官员王安石可以说是这一政令的积极贯彻者。

    自两汉“独尊儒术”，孔子在中华大地上便有非一般的地位。唐朝，各地广建孔庙，主祀孔子，但庙学合一的情况尚未普及。

    直到两宋倡导以文治国。太宗淳化元年（990），朝廷颁赐《九经》给新附各郡，被看作是赵宋朝廷在四明地区推行儒家教化的肇始。郡守陈充在子城东北隅建了一座九经堂以贮赐经，“郡人知尊经学，谈王道，实始于兹”。

    北宋，四明历任地方官大多对学校教育十分重视。在王安石之前，还有一个更高级别的官员叫李夷庚，在今中山公园一带恢复了明州州学。严格意义上说，他才是促成宋代明州官学兴起的“第一人”。只是，后人还是愿意将功劳归给王安石，毕竟后者的名气更大，所谓“庆历五先生”多少也是在他“发掘”之后散发出更大的能量。

    王安石做了3年县令就离开了鄞县，而杨适、杜醇、王说、王致、楼郁这批宿儒长期在岗，对四明学风的建立影响深远。

    二 新址

    自王安石的学宫被金兵捣毁后，鄞县县学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

    直到南宋嘉定十三年（1220），从宁波出去的丞相史弥远看到旧址废弃已久，且低洼狭窄，才命令地方官重新相地，在宝云寺西边的威果指挥营地界上重新建造县学。这个新址方是今日县学街得名的由来。

    今址上，先完成的建筑叫先圣殿，几年后，胡榘做知州时，再建成养正讲堂与观善斋、辨志斋、习说斋、敬业斋。胡榘是南宋有名的地方官，官至尚书，宁波现存最早最详细的一部地方志《宝庆四明志》就是在他手上主持修纂的。

    为了将县学的功能尽可能体现出来，胡榘专门设了四个斋堂，目的就是让地方上因父兄贫困而上不起学的孩子有地方读书。学校以十二三岁为分野，分成两个年级，请老师来教。

    南宋以降，县学依旧处于屡圮屡修的状态。因官办学堂的经费来源基本由地方自筹，学校兴盛与否，很大程度与官员重视程度及当地经济水平有关。

    明洪武初年，县学养正堂更名明伦堂，四斋只余其二。正统三年（1438），明伦堂挪到先圣殿西边，左右列斋；殿东新建文昌祠，祠东北为射圃。

    虽有新建，因南边是道路，西北是军营，东边是寺庙，县学的腾挪空间总是有限。成化年间，宝云寺西侧土地并入县学，射圃面积稍微大了点，然而“亦不足行射礼”。直到弘治中，善良的宝云寺决意搬迁，把更多的地皮让给县学，才让师生们开心了一下。宝云寺原地基被用来修建新的明伦堂与尊经阁。嘉靖年，又重塑孔子像，在明伦堂东建启圣祠，同时将县学门口的砚池进行了疏浚，立起一个文峰塔。在1914年的《最新宁波城厢图》上，县学街南仍标识有文笔弄、砚瓦池等地名。

    三 鼎革

    官学授课的内容永远是科举有关。每朝每代，儒学经典都是官学教育的中心。清末，随着科举废除，官学也就走到了终点。

    民国初年，鄞县县学被废，教谕训导署及明伦堂等改设“鄞县县教育会”，另外部分房产改成了医院，两边互不干扰。

    有意思的是，明伦堂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一度成为宁波新文化传播阵地。据史料记载，1922年暑假，郑振铎、沈雁冰应文学研究会宁波分会四明暑期讲习所之请来宁波讲学，在县学街孔庙明伦堂分别作《儿童文学的教授法》和《文学上各种新派兴起的原因》的报告。共产党人施存统、梅申龙（又名梅龚彬）来宁波宣传马列主义，也曾在县学街明伦堂作演讲。

    同时“孔庙”的意义也没有完全褪却。1935年8月28日的《时事公报》大篇幅报道了民国鄞县政府在县学街孔庙举行“孔诞纪念大会”盛况，行礼者据称有两万余人。有关发言中，有“前几年因为从事国民革命，无暇顾及先师孔子，现在全国精诚团结，确定每年纪念先师，全国各界皆须参加”云云，颇具现场感。

    民国后期，因管理失当，这里渐成荒芜凄凉景象。“县学街之县学宫，因与防守司令部距离不远，亦受敌机轰炸遭殃，破坏更为彻底”。

    解放后，县学遗址全部划归宁波市第一医院所有，至上世纪60年代，大成殿作为医院职工食堂，尚保存完好。1979年，医院大规模改建，大成殿及所存古建筑全部拆毁，大量石构件运往天童、育王，县学遗痕消逝远去。

    如今的县学遗址唯有一座民国时期的“棂星门”还在原地。八字牌楼式，歇山式屋顶，四个檐角高高翘起，上书繁体的“宁波市第一医院”几个大字，古今融合成时光缩影，也是县学街上与“县学”有关的唯一遗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