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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牛蛙店的堂食菜单。 |
“泡椒牛蛙是不是涨价了?”市民徐先生近日通过外卖平台点了一家知名泡椒牛蛙店的外卖,买单时发现除了包装费、配送费外,一份重庆泡椒牛蛙售价为61元。在他的印象中,这家店这道菜以前一直卖50元一份,“哪能一下子涨这么多?算算涨幅超过20%。”徐先生不禁犯起了嘀咕。 疫情之下,堂食受挫,外卖成为我市餐饮企业的“救命稻草”,外卖价格波动也牵动着消费者的神经。根据市民反映的情况,记者对牛蛙店及相关餐饮市场进行了调查。 1 堂食未涨价,外卖价确实高出一截 徐先生外卖所点的知名牛蛙店在宁波市区有四家连锁门店。昨天下午,记者来到位于江北区扬善路的一家老外滩店。 记者翻阅了菜单,发现重庆泡椒牛蛙的价格为50元,其他菜品,如重庆水煮鱼80元一份,纸包豆腐18元一份,酸辣土豆丝15元一份,“价格都和原来一样,没有调整过。”该店一位余姓店长向记者证实。 记者随后点开手机上的美团外卖,却发现该店的美团外卖价比堂食价高出一截。外卖菜单上,重庆泡椒牛蛙61元,比堂食价贵11元;重庆水煮鱼98元,比堂食价贵18元;纸包豆腐22元,比堂食价贵4元;酸辣土豆丝18元,比堂食价贵3元。记者又点开饿了么外卖,发现相关菜品的外卖价也绝大多数高于堂食价,但涨幅相对美团略低。在配送费上,美团要低于饿了么。 2 外卖贵过堂食,行业“潜规则”? “外卖贵过堂食,这不是我们一家店这样做,很多餐饮店外卖都是这样的。”余店长向记者解释,因为第三方外卖平台要向商家收取一笔佣金,按堂食价卖就“亏本了”,只能把价格调上去。“当然这也是明示价格的,消费者可以选择线上购买或线下堂食。” 记者随后采访了多家餐饮企业,发现这种“外卖贵过堂食”的现象并非个例,“两份菜单”在行业内较为普遍,个中原因也差不多,外卖平台要向商家收取佣金,行业内叫“抽佣”。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餐饮店负责人告诉记者,外卖包括餐食费、配送费、打包费,配送费(除自建的外卖配送团队外)全部由外卖平台拿走,餐食费、打包费累加后,平台再抽走一定比例的佣金。佣金在不同的城市、不同规模的餐饮企业有所不同,有15%、18%的,也有20%甚至更高的,宁波餐饮行业比较普遍的佣金比例是20%及以上,首开外卖的商家佣金最高可达26%。 “这个佣金比例相当高了,一般餐饮企业的毛利率也就40%-50%,减去平台佣金还有七七八八的推广费、促销费,商家所剩无几。”这位负责人抱怨说,外卖平台的发展有点类似于几年前的打车平台,从当初的“补贴优惠满天飞”到后面的垄断式运营、抽佣比例持续上涨,各种“苛捐杂税”也逐年上升。 有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餐饮业收入约4.7万亿元,同比增速6.4%,而在线外卖市场规模约5800亿元,同比增长36%,外卖约占整个餐饮市场的12.3%。今年疫情期间,消费者居家防疫,餐饮商家主动或被动拓展外卖市场,导致外卖市场迅速壮大,以线上作为主要战场的餐饮商家约占78%,较疫情发生前增加了63个百分点。目前外卖头部平台主要集中在新美大(美团、大众)、饿了么等少数几家企业。 “不做外卖,没生意;做外卖,又被第三方平台抽血,太难了!”昨天,惊驾路上一家餐饮店老板直叹苦经,外卖平台的话语权越来越强,中小餐饮企业时常面临“撤离平台还是无奈接受”的两难选择。 3 费用转嫁消费者,最终伤的是谁? 在支付配送费、打包费的基础上,消费者购买同样的商品,在外卖平台却要多花不少“冤枉钱”。 90后市民王先生对此表示难以理解,他以前为图方便经常点外卖,“有时赶上促销,价格确实挺实惠,比堂食还便宜,但促销并非天天有,现在感觉价格越来越贵,而且有时短斤少两,品质下降。”他现在处于“戒外卖”阶段,更愿意自己烧,不仅省钱,而且卫生。 在外卖的链条中,消费者、商家、平台处于博弈的三角关系。市餐饮界人士郝加泰认为,外卖平台也需要赚钱,提供服务、收取佣金是正常的商业逻辑,但要适度。外卖平台的很多用户本身是价格敏感人群,平台各环节成本如果都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只会让很多人放弃外卖,无人买单后,最终受伤的还是平台。 最近一段时间,餐饮企业与外卖平台的冲突加速暴露。4月10日,广东省餐饮协会发布一则《广东餐饮行业致美团外卖联名交涉函》,称收到数百家餐饮企业的各类投诉,直指美团外卖的垄断和高佣金之举让众多餐饮商家不堪重负。美团也做出回应,称自诞生以来平台多年亏损,去年才扭亏为盈,八成佣金收入主要用来支付骑手工资。近期因业务增加,又新招不少骑手,运营成本也增长明显。 对此,宁波市餐饮协会副会长张空认为,商家与平台之间应该是互利互惠的关系,双方共同为消费者提供服务。尤其在疫情之下,不少餐饮企业面临生存困境,外卖平台应支持餐饮企业渡难关,下降佣金、减免费用等,另一方面商家应通过社群营销、小程序、同业联合等形式积极自救“造血”,同时借助第三方平台的引流作用,不断适应新变化,化危为机,转型升级。 记者 周晖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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