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涵春堂的人参再造丸。 受访者供图

    88岁的苏贤良，从1947年起就在童涵春堂工作，直到1995年退休。再加上童涵春堂第八任经理孙以康就是苏贤良妻子的外公，因此对于童涵春堂，他不仅熟悉，更富有感情。

    得知慈城镇人民政府正在筹建药商博物馆，并和宁波都市报系联合发起“慈城药商博物馆征集老物件”活动，人在上海的苏贤良给记者详细讲述了童涵春堂的历史故事。

    童涵春堂由慈东童家人创立

    上海童涵春堂国药号始创于清朝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为今日上海的一家百年老店，200多年来长盛不衰。

    童涵春国药号的创办人和第一任经理是童善长，又名童在元，乾隆十年（1745年）生，慈东童家人，长大后携资来沪谋发展，在小东门外里咸瓜街开设恒泰药行。

    38岁时，童善长出资将位于十六铺的竺涵春中药铺的财产连同店招全部买了下来，更名为“童涵春堂”。

    童善长精通药材，接盘药号悉心研制丸散膏丹，力争办出自己的特色，人参再造丸就是其中一大创造。童善长还按秘方创制了一种“水眼药”，治疗各种“风火赤眼、羞明多泪，内外翳障、视物昏花”等眼疾，效果显著，价格又比较低廉，因而销售红火，延续百年。

    同治二年（1863年），童祥权继任第四任经理。宁波人的海洋性格，在童祥权身上有充分的体现。他认为不能光守着祖上的一亩三分地，要发展必须开拓，于是他把中药材生意做成了国际贸易。他在上海日晖港建了码头，独资开设元亨木行，购买了“元、亨、利、贞”4艘大帆船，一面从山东等地购买高粱酒运到上海，再自制药酒出售，同时把童涵春堂的精制饮片、中成药等特色产品运往东南亚，深受海内外侨胞欢迎，逐渐形成了上海童涵春堂的品牌，使得童涵春堂成为当时与胡庆余堂等并驾齐驱的沪上四大国药之一。

    那时能进童涵春堂工作很不容易

    苏贤良是慈城人,10岁的时候随父亲来到上海。1947年进入童涵春堂做学徒，“那时进入童涵春堂需要熟人担保和推荐，非常不容易。”

    童涵春堂在2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也是几经波折。1930年，第六任经理童光甫主持下的童涵春堂由于金融投资失败导致债台高筑，不得不把童涵春堂部分产权出售给当时上海滩的银行巨头孙衡甫和参行老板徐炳辉等28人，变童氏独资为合伙企业，以偿还债务。当时童涵春堂的牌誉这块无形资产以80万两白银作价，即折合112万枚银元，可见名店招牌的珍贵。

    孙以康助童涵春堂中兴

    新上任的童涵春堂经理孙以康受命于困难时期，在他上任后的第四年，上海旧城区遭到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童涵春堂被迫停业，在大世界西首租借仓库以避战祸。在孙以康的建议下，董事会同意将大世界西首的仓库改作童涵春堂新址继续营业。

    孙以康认为每个员工都要有文化，懂中医药。他聘请教师为员工讲《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等古诗、文选，以及怎样练习毛笔字等；还把坐堂名医请到店里，利用晚上业余时间，给青年员工、学徒上课，讲解医理知识，大大提高了员工的业务素养和服务质量。

    “外公的经营很有一套，把人参再造丸的广告做得誉满上海滩。据说当年上海跑马场赛马时，骑师都偷偷购买人参再造丸给马服用，因为服用后特别有效，可以疾驰如飞，这为人参再造丸增加了一分神秘的色彩。”苏贤良说。

    童涵春堂几经改制，如今依然是国药界一块金字招牌。童涵春堂230多年的发展历程，是中国国药业发展的历史缩影，也是宁波人所具有的“爱国爱乡、艰苦创业、勇于开拓、团结互助”的“宁波帮”精神的体现。

    记者 陈晓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