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呼童街南侧街景。

绘制于1846-1850年间的《宁郡地舆图》局部，“呼童巷”之名首次出现。

美院教授主持设计的半开敞围墙，也加入了一些新学童元素。

    一铲 文/摄

    很少有人知道，呼童街有个曾用名叫“火筒巷”。

    乍一看，大概与军事有关。海曙老城，唐宋时为明州州府、庆元府所在地，元时为庆元路府城，明清时为明州府、宁波府城，历代有军事驻防。老城核心区，战船街、马衙街、中营巷等其他与军事有关的地名也不罕见。

    从方志上看，“火筒巷”这个名字大约从明中期一直用到清晚期，至少用了200多年。雍正时，朝廷改革学官的建制，宁波设督学行署。地方官在督学行署旁边建考棚，名“校士馆”，举办面向童生的考试。考试的时候，胥吏在门口点名，童生应名而入，“呼童”之名由此而生。

    “火筒”与“呼童”，方言念来十分相近。我们并不能很明确地知道，在哪个时刻“呼童”完全取代了“火筒”的用法。街巷名称的迭代，某种程度上，也对应了时代的更替。

    1

    火筒：

    作为一种武器

    火筒巷之名，首次出现在明成化《宁波郡志》里，那个时候，它还叫“火筒寨巷”；同时代另一本书，叫它“火筒营巷”。

    火筒，是火铳的另一种称呼，乃成型于元代的一种管状金属武器，在明朝得到广泛应用。据说，这是世界上最早的金属射击火器之一，属于火门枪。

    作为当时一种有竞争性、有杀伤力的火器，火铳在明代边防战争，尤其是海防战争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宁波这个重要的抗倭城市，有一条巷子，驻扎着一支以火筒为主要武器的军队火筒营，这条巷子因此叫火筒营巷，从逻辑上说，再顺畅不过了。

    火筒巷一带的驻军传统，持续了很久。直到在19世纪40年代绘制的《宁郡地舆图》上，在今呼童街西，仍有演武厅、小教场（校场）等明显带有军事特征的标识。

    此外，旧时呼童街的位置正好在宁波子城西城墙与护城河之外，驻军于此，或也有守护子城的目的。

    作为武器的火铳，寿命不是很长。到明嘉靖后期，它就为更灵巧轻便的鸟铳和更有威力的火炮取代。传说袁崇焕用红衣大炮轰死了努尔哈赤，成为那个朝代使用火器的最后高潮。

    清朝末年，人们对武器的认知大约更为进步。想来民间对“火筒”的记忆没有如此执着，被“呼童”谐音带偏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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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兵营到考场

    今府桥街与呼童街交叉口宁波督学行署的设立，是雍正改革学官制度的结果。

    “督学”，指的是朝廷派往各省主持院试，并督查各地学官的教育行政长官。一任三年，一般由进士出身的京官担任。全名“钦命提督学政”，俗称“学台”“大宗师”。“学台”掌一省学校之政令，也有按期巡视所属各级儒学、考核教育、考课童生、考选贡生的职责。“行署”便是他们在各地巡视时临时办公的地方。

    主持院试是“学台”的工作之一。古人考试分很多回合，院试指的是童生考秀才的一场。从升级打怪的进度条上分辨，院试的级别大概相当于“小升初”，是古人求学的万里长征第一步。虽然基本还算在起点，对地方来说也是大事。宁波府旧属六县，鄞县、慈溪、镇海、奉化、象山、定海童生都要到这里来考试。

    清雍正九年（1731），督学李清植、知府曹秉仁在督学行署以南建考棚，又称校士馆。不管什么级别的考试，进考场前都要先核对身份，胥吏喊一个进去一个，参加院试的未必都是童子，但都是童生，“呼童巷”的名字也就这么形成了。

    清嘉庆年间，校士馆还是一个地方人眼中比较有地位的地方。据载，当时有个寒士水云意外得钱五百贯，悉数捐给了督学。得知此事的乡绅，顺道一起捐了一笔钱，把校士馆重新修葺了一下，把考桌换厚板、石脚，增加了东边的十几间房子。

    可能因为督学在此，呼童街一带有了一些文气。道光十一年（1831），知县程璋及江丙、江衡、江家进等人在这里创办了一个义学，叫黄岳义学，也叫西隅义学，经费由盐商供给。咸丰《鄞县志》说其位置在“火筒巷”内，可见“呼童”了100年，“火筒”的名字依然顽固。

    咸丰十一年（1861），校士馆在太平军入城后被焚毁，两年后修复。光绪三十二年（1906），科举制废除，督学行署和校士馆日渐倾颓，知府喻兆蕃将它们渐次售为民业，所获经费用于筹办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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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轶闻与人物

    从目前有的材料看，“呼童巷”这个名字首次见于记载，是在《宁郡地舆图》上，以图文并茂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但在此以后一段时间，“呼童”与“火筒”依然并行不悖。直到民国，“火筒”才基本弃之不用。

    1899年2月3日的《申报》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当时宁波考试的时候，经常有赌徒在考寓中设局害人，让考童输光钱财。一天有个姓毕的县官乘舆过呼童巷，一个老叟当街拦舆，面禀奉化某考寓内有聚赌情事，求县官当即捉拿。兵丁拿人，升堂审案时，竟然有人将身上没藏好的筹码误掉在地上，有了实据，当堂量刑。没想到的是，不多久，童生们纠集众人蜂拥而来，要求索赔官兵捉赌时毁坏的东西。县官厌恶，置之不理，众人又到道署衙门喊冤。直至夜半，呼童巷一带仍然喧嚷不休。第二天，县令等不得不派人到奉化各考寓放下身段劝慰一番，才让事情平息。

    这个甚至有点荒诞的故事，记录了儒家教育末端的乱象。呼童街也算见证了儒学统治中国的最后一段时光。

    事实上，1936年前，呼童街都叫巷，不叫街。清末，呼童巷还走出过一些名人。刊刻《四明丛书》的张寿镛，革命志士、《新华报》总编辑陈修良等均出生于此。据老报人谢善实撰文回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呼童街还是城墙拆下来的条石铺就，手拉车在上面通过，会发出“咯噔咯噔”的响声。

    有一时期，呼童街曾改名“大众街”，是因为宁波大众报社曾驻地于此而得名。

    今天的呼童街，北起西河街东口，南至中山西路口。包含了旧时呼童巷、祝都桥、永寿庵桥、十六块桥板一带所有区域。街南有个市井气息浓郁的中心菜市场。街北靠中山公园一侧，近年在中国美院教授主持下，设置了一面半开敞的围墙式公共艺术，呼童街的典故通过文字、图案得以再现，也算是与往昔留下一些轻微连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