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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否定位为一个新的文化？

    从出土遗物看，井头山遗址具有鲜明的自身文化特征。陶器主要器型为釜、罐、圜底器，少量圈足器，不见三足器，与河姆渡文化陶器在基本器形和小耳状、鸡冠耳状扳手等细部装饰方面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两者之间的差异更加明显；绳纹、方格纹普遍，也有一定数量的红彩（衣）和黑衣；制作工艺上以泥条叠筑加拍打成型，慢轮制作痕不明显。人类生业方式以海产捕捞为主，兼有采集和狩猎，以及早期稻作农业。

    这些条件下，井头山遗址有否可能定位为一个新的文化？对此，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说：“以前，我们说河姆渡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摇篮，现在，有很大可能认为，井头山遗址是河姆渡的摇篮。”赵辉倾向暂时将井头山看作河姆渡文化前身，即为“河姆渡人从哪来”提供解答。

    随着海平面上升，井头山人迁往内陆，抵达河姆渡。但是，这中间的1000年还是空缺的。

    文化性质判断，依赖证据。如陶器纹样分析、断代分析，“目前井头山整理工作还没有充分展开，与已知各种文化比较工作还不够，特别是跟河姆渡的承续关系，与相近时期100公里外跨湖桥遗址的对比”。

    在此意义下，许多专家并不建议很极速地把田野工作结束。“能够收集更多的环境信息，找找人类居所、墓地，最好能找到一些人骨之类的，是考古人非常期待的。”赵辉表示。

    对此，山东大学教授栾丰实也认为，“判断文化形态最重要的陶器形态判断还没有出来，相信随着整理工作展开，陶器进一步修复、拼接，逐渐发掘，大家对此能有个认识和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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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住在哪？

    专家普遍认为，井头山遗址发现和发掘为全新世以来环境变迁，海侵时间、过程及中国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人类文化的相互作用的人地关系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殊为难得的案例；典型反映全新世早中期环境变迁与中国古海岸线人类活动起源、发展的明确过程；为全新世早中期海岸环境和海平面上升过程树立精确的时空坐标。

    但有个遗憾，就是在井头山遗址活动的人类居住在哪，目前未被发现。

    “从井头山海水咸水环境到河姆渡淡水环境，是一个沧海桑田式的变化。地理、地貌、水文怎么变的，不太清楚。而在这个过程中，人是怎么主动适应这个变化？行为方式的改变是一个非常值得探索的文化过程。”赵辉说。

    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林留根对出土大量人类加工过的器具，表示“非常震惊”。“在此情况下，讨论生活方式，勾画出来的人类聚集面貌是什么样的，是考古人一定要发问的。现场东侧几个小坑，是聚落形态还是生产遗弃，还要进一步考察。”

    山东大学教授栾丰实得知，在当前发掘范围以西，有个山包还有类似堆积，说“有没有可能在山比较高的地方做些发掘？”

    福建博物院研究员范雪春则表示，“现场有看到猪、狗骨头，有没有可能是家养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因为出土遗物数量大，赵辉推测，这些东西也有可能不是主要用来吃的，可能是大量短时期集中生产，然后用于交换。作为一种综合有各种采集内容的经济，渔猎和水稻即耕作的经济成分在井头山人的生活中分别占多大？在扔贝壳的地方有这么多水稻，那么在没有贝壳的地方呢？这些设问都给研究者留下巨大的想象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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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边还有没有同类遗存？

    中国沿海发现贝丘遗址最多的，当推辽东半岛、长山群岛、山东半岛及庙岛群岛。此外，在河北、江苏、福建、台湾、广东和广西的沿海地带也有分布。在内陆的河流和湖泊沿岸还发现有淡水性贝丘遗址，前者以广西南宁邕江沿岸的贝丘遗址为代表；后者则以云南滇池东岸的贝丘遗址为代表。

    作为新石器考古亮点区域，钱塘江下游、宁绍平原以北还有没有可能发现被海水淹没的贝丘，是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吕厚远关心的问题。“井头山遗址作为迄今全国唯一的海平面上升过程中被埋藏的贝丘遗址，其发现机遇可遇不可求，也为我们打开了新的视野。”

    福建博物院研究员范雪春觉得，井头山考古信息量太大，“可能我们只是揭露了局部，周边极有可能还有类似遗存。”范雪春提出一个假设，“胶结牡蛎壳的粗砾石块含那么大的牡蛎壳，从岩石特征看，井头山附近有没有可能是火山岩爆发的地方？”

    这许许多多的问题，是井头山留给世人的探索空间。

    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杰认为，该遗址发现除了有重要考古学意义，也旁及其他学科。“在整个东南沿海、长江下游地区，浙江考古不断刷新着我们全新世早中期的认识。”井头山的学术史意义，对地理学者来说也太珍贵了，这不单是考古人的单学科，“期待科技学者和其他学科共同研究，从而有更多认知被提出。”

    记者 顾嘉懿/文 杨辉/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