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头山遗址发掘现场。 记者 杨辉 摄

    很多童年的故事，都有个古老的开头：“在很久很久以前……”

    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室主任孙国平心里，那些关于华夏文明的故事，曾经是从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开始的。

    浙江大地上诞生的文明摇篮，早于炎帝和黄帝，早于造字的仓颉和治水的大禹，早于所有留名史书的首领英雄和一切照亮童年的神话传说。

    但如果现在再讲，故事开头会变成这样：“在更久以前……”

    因为井头山遗址横空出世，远古的历史又往前推了千年时光。

    从河姆渡到井头山，不过10公里，开车20分钟；从7000年前到8000年前，人们追寻了半个世纪。

    在井头山遗址考古新闻发布会上，在介绍完发掘的来龙去脉，回答完所有关于“意义”的问题后，孙国平轻轻说了一句：“这儿其实离我家不远……”

    他说，他就在这片土地上长大，追溯过往是为了寻找远古的故乡，希望知道自己打哪儿来、如何一步步走到这里；也希望从中汲取力量，走向更好的明天。

    那故乡近在身边，却又如此遥远。

    井头山进入公众视野时，很多媒体的报道标题都很接地气：“8000年前的海鲜盛宴”。

    贝壳堆成座座小山，都是当年井头山人吃剩的。从小吃海鲜的孙国平如数家珍：“他们有口福，看看这些血蚶毛蚶，是不是比现在壮多了？吃的人少嘛！”

    除了蚶，井头山海鲜排行榜前五名还有蛎、螺、蛏、蛤，都是有名的东海小海鲜。

    这些吃完肉后剩下的贝壳，被当做生活垃圾倒在了现在被称为“遗址”的地方，一层又一层，最厚的地方超过2米。

    在地层里堆得像小山丘一样的贝壳，考古学上有个专门的称呼——贝丘遗址，这是古人海边生活的最好实证。

    在中国近2万公里海岸线以及近海岛屿上，曾发现过上百处古代贝丘遗址。早的形成于6000多年前，晚的也有3000多年，但和井头山相比，属于“后生”。

    井头山贝丘遗址是浙江迄今为止发现的沿海唯一的史前贝丘遗址，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国沿海最早的贝丘遗址。

    凭这一点，孙国平可以很自豪地说：“中国最早的海洋生活应该就是从余姚、宁波、浙江起源的！这是我们最早的‘海洋家园’！”

    这也是目前井头山遗址考古发现的最大意义。

    而关于“海洋家园”的猜测和寻找，早在1973年河姆渡遗址刚被发现时，就已经开始了。

    那年初夏，余姚罗江公社决定扩建姚江畔的旧排涝站，深挖地基时发现了很多陶片、骨器、石器和动物骨骼。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省博物馆派出考古工作者汪济英和另三位同事先去“探探路”。

    据汪济英晚年所作的回忆录记载，当时排涝站扩建暂缓，停工的村民兴奋地给省里来的专家提供“线索”。

    “这里老早是个海湾！”有人断言，因为此处地底曾挖出一块木头。

    “那应该是当时海船上的桅杆！”他还说，船上的人打渔为生，上了岸，就把渔网晾在晾网山上。

    “晾网山！”这三个字让汪济英惊喜，“真有这个地方？”

    排涝站附近皆是平地，山在哪儿呢？

    “就在那！”村民指着姚江对岸的一座山回答。

    汪济英忍住笑：这么高的山，大老远把网晾到那儿去，先民是在自讨苦吃吗？

    其实，海湾的传说并非凭空捏造，确有地质部门的探测表明，在遥远的过去，这里曾是一片海。

    河姆渡遗址博物馆研究员黄渭金曾专门写过论文：遗址所在的宁绍平原东南部，自晚更新世（距今约12万~1万多年前）以来曾经历过三次海侵，平原几乎变成一片浅海，海浪直拍南部的四明山麓。但这些研究是后来才有的，当时并没有证据能说明那块木头是桅杆。

    “下面深埋着的，到底是个怎样的世界？”到余姚的当天晚上，汪济英失眠了。

    这位后来的浙江省博物馆常务副馆长，在村民家临时用几块木板拼搭起来的床上碾转反侧，他已隐隐感觉到，“河姆渡”将改变历史，只是当时没想到，将在眼前徐徐展开的，是7000年前的文明；之后绵延不断的，是近半个世纪的探索；而关于“海洋家园”的追寻，会在40年后因为另一个机缘巧合而重新开始。

    1973年6月，考古队员顶着明晃晃的太阳在烂泥里作业，用小锄头、小洋镐、小铲子一点点挖，仿佛在做一台精细的手术，任何细小发现都不容错过。

    之前发现的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也出土了大量陶片，但这一次太不一样了。

    “夹炭黑陶，陶胎中布满大量炭的晶粒。”时隔近半个世纪后，汪济英当年的同事刘军依然清楚地记得陶片的手感，“外形不规整，特别原始，应该比马家浜早。”

    刘军退休前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上世纪50年代考入厦门大学历史系，报到时才发现，他所读的专业后面还有一个括号，里面写着“民族考古专门化”。他有点懵：这是干什么的？

    老师说：寻找华夏民族的来处。

    刘军毕业后不久，考古工作因故停止，直到上世纪70年代初才逐渐恢复。在发掘现场，34岁的他和许多同事一样，细细地摩挲来自河姆渡的粗糙陶片，抑制不住内心激动：它会告诉我，我们是从哪儿来的吗？

    等汪济英的试掘工作结束，刘军作为领队开始第一期发掘时已是深秋。他们挖了不到2米就开始“水中作业”，越往下水越多，白天随满随抽，晚上值班抽，没日没夜，浑身湿透。

    看着姚江蜿蜒而去，大家明白了，这条母亲河真伟大，不仅哺育了河姆渡人，也保护了河姆渡遗址——姚江水长期浸盈河姆渡遗址下半部，遗迹、遗物与空气隔绝，大面积腐殖质形成的弱酸性成分是天然的防腐剂，护住了遗址的精华。

    当时，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已经建立了碳14测定年代实验室，从第四层出土的一包橡子和一块木头被送去测定，橡子的树轮校正年代为6725±140年，木头则是6960±100年。

    因此，河姆渡遗址定为距今7000年，成为共识。

    而这，仅仅是“见面礼”！

    他们还找到了大批量人工栽培水稻的遗物和影响深远的干栏式建筑，这些发现改写了华夏远古文明史。

    第一期的发掘队核心队员7人：刘军、牟永抗、梅福根、姚仲源、劳伯敏、魏正瑾、吴玉贤。这些新中国第一、第二代考古工作者，在最年富力强的时候来这里，不辞辛苦，竭尽全力，也由此成为浙江考古史上闪闪发光的名字。下转A0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