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姆渡遗址博物馆，重现河姆渡先民的生活场景。记者 杨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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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第一期发掘面积有限，很多问题缺乏材料，于是省文物考古部门又组织了第二期的挖掘。这一次，参与的是由200多位全省专业人员和亦工亦农学员组成的庞大队伍。

    临时宿舍是当地的一座破庙，百把人挤正殿，两个人一张铺，大雨瓢泼时，大家睡在一片汪洋里。

    衣服被褥都湿了，但心是热的。

    刘军记得开工那天秋高气爽，工地上“向全国科学大会献礼”的横幅鲜艳夺目。那是1977年10月8日，3个多月后发掘结束。

    次年3月，刘军在广播里听到了全国科技大会的致辞：“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

    刘军不知道，在这个国家的角角落落、乡野山村，有多少知识分子像自己一样热泪盈眶。但他可以确定，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

    1978年，河姆渡遗址被写进了中学历史书。“这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重大突破，表明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同为中华民族远古文化的发祥地。”

    河姆渡遗址博物馆副馆长姚小强读初中时，曾认认真真地背下这个知识点，当时压根儿没想过，离家10多公里外的河姆渡遗址，会成为自己人生的关键词。

    1982年，河姆渡遗址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两年后，慈溪一位叫孙国平的少年考上了北京大学，所读专业却不是他的第一志愿“世界经济”，而是被调剂到刚刚成立的考古系，欣喜之余不免几分无奈。

    多年后他才恍然大悟：那不是无奈，而是命运另有安排。

    历史总在不知不觉间埋下伏笔——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基础建设的发展，江北慈湖、奉化名山后、象山塔山、余姚鲞架山、鲻山等越来越多的遗址被发现、发掘，河姆渡文化遗址数量逐渐积累，研究不断深化。

    1993年，河姆渡遗址博物馆开馆，成为浙江省首个遗址博物馆。学哲学的姚小强刚分配到这里时有几分失落，但很快就发现这个馆很重要。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改革开放初期，政府投入200万元，用于这个史前遗址前期保护，这得多大的决心和魄力！”

    2001年，在离河姆渡遗址直线距离7公里处，一家小工厂在打井时，发现了各方面与河姆渡遗址都非常相似的田螺山遗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孙国平回到家乡，成为发掘领队。他那时并没有想到，这一“磨蹭”就是10多年。

    这么漫长的主动性发掘工程在浙江绝无仅有，在全国也不多见，而田螺山不断传出的发掘成果，则让当地老百姓有了空前的文保意识。

    于是，在2013年那场让余姚人刻骨铭心的“菲特”台风中，两个“有眼光”的放羊老人，把井头山推到了孙国平的面前。

    千年

    一遇

    菲特”台风带来的暴雨，泡开了一家企业此前不久钻探出来的土芯泥巴，深埋了8000年的碎陶片、残骨器和大量海生贝壳得以重见天日。

    井头村村民王维尧和堂哥王维新放羊经过，认出“宝贝”，装了一些送到不远处的田螺山遗址，交给考古人员。

    7年后的今天，王维新已去世。王维尧则被许多媒体追问：你怎么知道这些就是文物？

    “一看就知道啊！”王维尧说，“田螺山那里不都是这些？”

    这位67岁的农民早就不放羊了，这些年一直在井头山遗址发掘现场帮忙。孙国平特别感激他：“这些东西太重要了！”

    但有些波折很少再被提及——当年，两兄弟丢下一句“东西是三七市镇那边的”，然后就走了，也没留下电话和地址。考古队员们沿着横贯三七市镇的61省道苦苦追寻一个多月，才找到那片厂区。沟通后经业主同意，他们开始试掘。

    当时没人想到，贝壳埋藏之深，超过中国以往所有的发现。

    挖到3.5米左右，工人没法再下去了，于是改用5米长的不锈钢探杆进行人工探掘。

    又往下3.5米，“叮”的一声，碰到了硬物。“这是一种很难形容的感觉，那声音跟碰到木头、石头都不一样，我想，八九不离十了！”多年后聊到当时的情况，孙国平还有些激动。他知道，就在这个位置，地表以下7米的地方，有贝壳。

    2014年上半年，就像40年前刘军等人第一次看到河姆渡的遗物一样，孙国平和同事们怀着同样的激动心情，细细端详井头山发掘的陶片，那些纹路似乎一脉相承，却又有明显不同。

    当年河姆渡遗址是一片农田，而井头山这里是厂区。经过漫长而艰难的协调，2016年10月，余姚市政府最终决定出资2500多万元回购该地块。

    “现在说起来很轻松，其实当时的每个决定都特别难。”孙国平说。

    一个又一个人的坚持不懈，一个又一个部门的齐心协力，才有了今天“改写历史”的机会。

    而这只是开始。

    井头山遗址深埋地下5米~10米，上覆海相沉积饱水淤泥易坍流动，需要做一个钢结构基坑。其复杂性和特殊性也远超预期，不能浇水泥，也无法做横向支撑，一下雨，两边泥都灌进来，须不断调整。从工程勘探、招标开始，一直到2019年8月，建造才完成。

    这个750平方米的基坑，让井头山遗址发掘与南海1号沉船发掘、四川江口张献忠沉银遗址发掘清理一起，成为我国针对不同环境条件特殊对象考古发掘的三个经典范例。

    在后来的专家论证会上，大家说的最多的词就是“震惊”“前所未有”“独一无二”。

    这座中国沿海地区目前所见年代最早、埋藏最深的一处遗址，经过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碳14实验室等4家国内外实验室测定的20多个数据显示，距今7800~8300年之间，早于河姆渡文化约1000年。

    很多专家认为，在这1000年里，井头山的咸水环境变成了淡水环境，是一个沧海桑田式的变化，环境和文化共同推进的过程值得继续探索。

    从井头山到河姆渡，百代光阴，天涯咫尺。现在还很难说，两地有多少牵连，但可以肯定的是，其间定有数不清的天灾肆虐和聚散无常，也定有照亮人心的劫后余生和点点希望。

    远古

    江南

    井头山的土样细细淘洗之后，偶尔会有些黑色的微小颗粒浮上来，经检测，那是少量炭化米、稻谷壳、水稻小穗轴。

    以前中国发现那么多的贝丘遗址里，都没有发现过稻作农业的遗存。在显微镜下仔细观察，并一粒粒测量长宽比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植物考古专家郑云飞又惊又喜：聪明的井头山人，8000年前就在种水稻了！

    如果说井头山人只是偶尔的尝试，那么时间轴再往后推1000年，河姆渡人已经会“批量生产”了。

    孙国平曾多次听前辈们说起1973年的发掘场景，那是一个举世瞩目的发现——

    当年遗址挖到第四层时，出现了一个像夹心饼干似的褐色小夹层。起初大家没发现有什么不同，后来凭经验和感觉，改用小手铲和尖手铲横向切开。当这些小夹层像湿巾纸一样被轻轻揭起，稻谷、焦谷、稻秆、稻叶和谷壳等水稻遗物，“猝不及防”地呈现在众人面前。

    稻叶还是绿的，叶脉如此清晰；稻谷也是金灿灿的，上面绒状的稃毛依稀可辨。只是一经曝光便神彩顿失，变成了黑褐色，仿佛一群喧闹的孩子突然发现老师站在门口，瞬间噤声。

    再往下挖，人人目瞪口呆：这简直是一个地下谷仓，数量之多、堆积之厚、保存之好，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后来浙江农业大学农史专家游修龄教授对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水稻作了更细致的研究，排除了野生稻的可能。

    从此，浙江人可以骄傲地说，中国最早的人工栽培稻，来自我们河姆渡。中国是水稻发源地也被广泛认同，轰动了国际学术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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